汉代士人与帝王之思想对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西汉时代的士与帝王关系极为复杂，思想对弈是其复杂关系的一种体现。西汉大儒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奏对，反映出当时士人与帝王在思想文化上的既不同又有一致的地方，通过解析这种思想对弈，有助于我们认识两汉思想文化的特点 。

关键词：两汉君臣 董仲舒 天人三策 思想对弈

自秦汉开始，中国古代士人与帝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相对自由转变为森严的统属与君臣关系，彼此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也具备了新的特点。

探讨这种新的特点是两汉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我认为，在两汉各方士人与专制帝王的关系中，思想对弈的意味很深长。从思想对弈的角度去认识两汉士人与帝王之关系，进而把握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点，是很重要的。近人徐复观先生研究两汉思想史，着力于此而收获颇丰，即是明证。{1}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对于董仲舒思想论述时也较早地观察到了这一点。{2}本文拟通过西汉董仲舒的奏对汉武帝，来考察与论证士人与帝王的对弈关系，进而探讨汉末魏晋思想文化的演变，以冀对于两汉思想文化研究有所裨补。

一

所谓思想对弈，犹如下棋一般，充满着角逐对抗的意味，同时又是在一盘棋的天地中进行的。两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之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从总体上来说，在两汉封建专制社会中，士与帝王的关系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而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帝王对臣下操生杀予夺大权。汉武帝选举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了许多士人。他曾对别人说：“方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言表。”（《汉书·东方朔传》）言外之意，颇为自己善于擢拔人材而得意。但恰恰是这位专制帝王，杀戮了许多士人与大臣。因此，士大夫借助于儒学来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辨护，以抗拒专制帝王的淫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思想对弈，则是应运而生的产物。

西汉初年，统治者休养生息，无暇制礼作乐，恢复儒学，培养士人。但是文化建设的滞后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贾谊看到了这一点，以前瞻性的眼光，尝试与汉文帝进行儒学方面的对话，意欲通过与君王的对话，使儒学思想得以重建，并影响到文艺观念的重构。士人的作用在于能够以通透的目光对于精神世界与朝政建设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贾谊在这一点上，可谓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忧患精神。《汉书》本传记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贾谊以年少天才的身份受到皇帝重视，首先是因为他的文采与学问，其次，通过奏对，得到皇帝的重用。西汉时期，因为对策而平步青云的士人不在少数，贾谊可谓首开风气。这些士人有的擅长儒学，有的兼通各学，大都能够将学术与时政结合起来，而其途径则是奏对，舍此而别无选择。

到了西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所处的年代，这种奏对语境有了新的进化与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欲内外进取，建功立业，文景之时，西汉王朝处于修养生息的时期，许多问题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暇考虑，及至汉武帝时，各种条件开始成熟，同时面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一方面是匈奴的侵犯日益严重，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另一方面则是诸候国的不臣日渐加剧。汉武帝时代与士人的关系也明显地与文景时代不同，汉初文景之治时由于国力的衰弊，虽经贾谊等人力倡制礼作乐，实行教化，但是由于一些元老大臣的作梗，最终搁置下来。迄至汉武帝时期，由于内政与外交的成功，这一制礼作乐的要求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汉武帝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看到了要建立长治久安的专制帝国，就必须从教育出发打下基础。而这一切工作首先依靠的对象则是儒士，儒士至此时由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积累，从人员到学派均有所壮大，书简也日益丰富，学习儒学的儒生与教授儒学的博士官不断壮大，这些都说明被秦代残酷迫害的儒士开始起死回生，走向壮大。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一支堪与帝王相抗衡的学术与知识群体。另外，汉初至武帝时期，传统的四民社会开始形成，所谓“四民”亦即工商士农，他们既受统一的专制皇权的统治，同时亦有自己的独特的利益诉求与表现。利益与思想文化的分层，在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记录得很清楚。儒林、游侠、商贾、官僚、贵族、诸候、文士，甚至地位卑下的倡优，均进入社会的舞台。而其中儒士更是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通道进入官僚阶层，成为帝王的宰辅人物。当然，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与帝王本质上依然有着矛盾与冲突汉武学时期儒士与帝王的关系与贾谊时代相比，更加趋于复杂化。从矛盾的主体帝王角度来说，武帝是一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人物，他身上集儒家与法家于一体，个性雄忍猜忌，喜怒不定。这就增加了士人与其相处与对话的难度，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命运相对于汉代任何朝代的帝王来说，都要反复无常，变数特大。从士人方面来说，这一朝代豪杰才俊层出不穷，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两汉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因此，强者应对强者，他们的关系是不好处的，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谜，比如汉武帝之于司马迁，甚至成为后世文艺作品中演绎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话方式的丰富多样化，人文蕴涵进一步深入，精神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但是矛盾的尖锐与复杂却也导致对弈关系的深入，不仅有着公开的奏对方式，而且士人与帝王的关系，通过解嘲这一类的语体而得以展示。

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以天人三策为核心的思想对弈则是典型。其中思想文化的应对直接对于《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文艺批评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百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从这段记载来看，董仲舒是当时的儒林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奏对汉武帝，与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相比照，更直捷了当地宣示出当时儒士的心理与情感。

其时，汉武帝所代表的西汉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思想与制度建设上的难题。一方面汉代面临着与文景时代相比更为尖锐激烈的矛盾，因此，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特别是战争与武力来抗击匈奴，儒家的仁义学说只能被有限的利用；但同时，由于当时淮南王所代表的政治与思想异己力量，运用道家思想来批评汉武帝的统治，百家纷起，思想杂乱，汉武帝欲维护中央专制王权的威望与权威，就必须统一思想。因此儒学又是必须加强的。《汉书》的《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求贤，表达对于士人的希望：

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不管汉武帝的本心如何，以及后来他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的表态对于士人的涌现，毕竟起到了召唤的作用，故《汉书》的作者班固这样说：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这可以说道出了帝王的征召与士人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二者的关系首先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在专制国度中，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毫无疑问，帝王处于对话的主体与主导地位之上。强有力的封建专制帝王，并不仅仅是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着广大民族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导方面，因为它们控制与掌握着话语的权力，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武帝的思维也主导着对话的价值与深度他以深究天人关系的眼光提出对策的问题所在：

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董仲舒参加的那次对策时武帝提出的策问题目。{3}当武帝认识到要效法古代圣贤，成为开万世太平的一代圣主时，就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权力，而是要深入教化，接续上古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取得天命的保佑，而人性的教化缘于人性的理解，因此，他要求士大夫回答关于性命之情的问题，从而又回复到孔孟关于人性最深处的地方，即性命之情与教化之理的关系上去，而制礼作乐，盖缘于人性的理解，对于人性的教化乃是天命之所在，是天人合一思维的验征所在。汉武帝的思维，正与当时的天人合一思维相一致。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董仲舒等儒者的兴趣，可谓脾胃相投。对话的基础正是缘于此而形成的。董仲舒应接而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将汉武帝的策问归结为求天命与情性。如果说天命是人世伦理的普遍性，而性情则是天命的体现，儒家《礼记·中庸》中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则谓教”，则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董仲舒应对武帝时强调天命与灾异对于帝王的警告作用。是为了约束专制帝王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天命显然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体现。董仲舒认为，帝王的政治有着主动性，应当勤勉自励，勿得肆意胡为。

董仲舒指出，秦朝的遗毒至今未灭，它给予汉代提供了反面的经验与教训：“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董仲舒继承了贾谊上书时的勇气，指出汉武帝当时所以政治不昌明，文采不兴盛，诸事不顺遂，在于秦朝的余毒依然在起着作用，影响到方方面面：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董仲舒提出，从贾谊上书与文帝对话，到如今武帝秉政，西汉虽然日趋繁荣昌盛，国力大增，与文帝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朝蔑弃文化与道德，追求功利的风气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演越烈，这是为什么？董仲舒的批评可谓发人深省。董仲舒通过对话直捷了当地向帝王指出，以往没有及时更化，乃至于机会一失再失，如今决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应当抓住机遇，及时更化。

通过思想对弈，一向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开始部分接受了董仲舒所代表的儒者意见，但还是有些疑惑不明的地方，他再次向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坦言：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一方面提出道理未明，是因为儒士文采未彰；另一方面则认为可能是自己不明治国之道，表示再次愿意聆听儒士的意见，这多少表现出他的诚意。董仲舒在应答武帝时首先承认，自己陈述得不够，学术浅陋：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这也说明，惟有对话，才能使士人与高不可攀的帝王在思想上如此坦诚相见，避免了互相冲突乃至迫害的悲剧。思想是在对话的语境中生成与壮大的。不过，事到如今，董仲舒在武帝的感召与鼓励下，终于找开天窗说亮话，道出了儒士的政治原则与心里话。他认为武帝依然对于儒术的经世致用，特别是儒学之道的历史传承性有所顾虑。另外，对于儒术的天命性有所不明，没有敬畏感难以将儒学信仰化。

汉初经过陆贾、贾谊等众多思想家的总结，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剧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当然不会再从这样的角度去重构帝王的权力意志了。但是专制帝王的心态是相通的，汉武帝对于权力意志的贪嗜不亚于秦始皇。

汉武帝还有时还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眼光去要求臣下应对。这样无形中束缚了士人的精神世界，至于东汉光武帝对于臣下的思想钳束就更明显了，大臣桓谭因为在朝堂上批评谶纬，被他说成“非圣无法”，差点被杀掉。像董仲舒这样的一代儒宗，虽然也曾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但是这位虔诚的大儒所向往的三代之治与“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格格格不入，因而不免失望、气馁。他在著名的《士不遇赋》中就展现了内心的苦闷：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负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由怀进退之惟谷。

董仲舒慨叹自己没有生在三代盛世，而活在一个世道浇漓的社会中。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可是在董仲舒看来，汉武帝并没有在经济和政教领域真的实行三代之治，社会上风俗恶浊，利欲横行，所以他的内心依然是很孤独的。从历史上来看，孔子一派的儒家虽然是为统治者制订礼乐的，但理想化的儒生与功利性的帝王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合拍。所以儒者永远也免不了孔子那种“吾道穷矣”的悲叹，这也是后世一切笃信孔子学说、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司马迁的遭遇比董仲舒更惨。汉魏之际残酷的人生遭际，迫使人们对于性与天道，特别是自身的存在价值与依据不得不进行思考，不得不作出解答，孔孟与老庄的思想经过老庄的阐发，由此而玄学化。士人与帝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注释：

{1}参见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翦伯赞《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了董仲舒的新儒学与先秦儒家及其学说的四个方面的明显区别；（《历史学》创刊号，1979年第1期）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文从分析儒家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儒家学说从先秦百家之一发展成为汉代以后封建统治思想的具体过程。》（《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作者简介：孙黛影（1986—），女，四川省成都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文学系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