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革”时代的忏悔与生活

如何处理“文革”题材，这已经成为70后作家非常重要的课题。作为“文革”后一代，经验、亲历已经不适用，与此同时，这段历史在公共生活中又以空白和禁忌的方式存在。放眼望去，一切风清月白，繁花似锦。但是，如果历史只是过去，而与现在无关，人类就无所谓“历史”而言。恰恰因为人类精神的连续性和因袭性，历史才成为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携带着前行的力量和顽强的破坏力，泥沙俱下，奔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对“文革”，或者如“文革”这样的全民运动进行反思的话，那么，它会逐渐成为一种基因，一个不断闪回的记忆，出其不意而又必然地出现在某一时刻、某一空间和某一场景之中。乔叶的《认罪书》可以说是一部“后文革”时代的追寻之书。

从表层来看，《认罪书》给我们讲了一个世俗的当代故事。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傍了一个略有点知识见地的官员，经历了“爱—不爱—报复—死亡”的漫长过程，最后，女主人公也因病死亡，留下了一本忏悔日记，作为自我赎罪。如果把作品中的枝蔓抽取出来，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极为通俗，但正是在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血盆大口如何影响乃至于吞噬人的灵魂。阴影并没有过去，它正以碎片式的但却又不易觉察的方式深刻地嵌入当代精神的结构之中。

时间从当下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烂熟了的中国生活景象。破败了的乡村，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一个拼上身体和青春也要逃离乡村的姑娘，无边无际的楼房，城中村，四面八方的打工者，“这城中村就比城市还像城市——除了楼就是街，没有院子，没有绿地，没有楼间距。鉴于房子的密集度之高和住户的享受度之低，房租也只有如此之廉：一个一居室月租才一百五十块，算下来才五块钱一天。……美的是吃，尤其是夜市。德庄白天看来是这城市的一块癞头疤，到了夜晚却是一朵非常奇丽的玫瑰花：每栋楼都闪烁着色彩斑斓的霓虹灯，路面上同样也是彩光闪耀：饭馆和旅馆的灯自不必说，仅是那些夜市小摊的灯就汇成了一条光的河。这些小摊还自觉地凑成了一个河南地方小吃大全：周口的粉浆面条，开封的炒凉粉，南阳的砂锅，许昌逍遥镇的胡辣汤……”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世、猥琐，又热烈、蓬勃，灰尘满面，但也好像崭新无比。久远又充满流动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消失，不留痕迹。这古老而又崭新的生活，它来自何处？这一生活的式样，精神的式样究竟何时形成？乔叶从一个日常化的、普遍的生活开始，以一个侦探家的热情和冒险精神，带着我们，追根溯源，去寻找生活的和人类精神的真相。

主人公金金一头牵着乡村，另一头又伸向城市。在乡村，母亲为了生存，而生下几个不同父亲的儿女，这给幼小的金金带来巨大的伦理困惑。哑巴的关怀像一个污点提醒着金金不洁的身世，她从童年起就奋起反抗，反抗别人的眼光，反抗母亲的暗示，反抗哑巴父亲对她的谄媚，但是，这是她身上的原罪。她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出生，这黑暗和阴影是她的基因和血缘，是历史在她身上刻下的印记。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酷的拒绝和逃离。作者没有正面书写大的历史场景，合作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而是通过母亲临死前对金金的“交代”作以简单的回顾，“后来就是那三年鬼年景，没啥吃的，快饿死了，俩孩儿都快翻白眼儿了，就是想叫他们啃我，身上都没肉。我去找司务长讨粮食，讨一回给他一回。他好叫我跪那儿，我就跪那儿，脸前老是有一堆大铁锅……就叫铁生。文生，是‘文革’里，我是破鞋，我这样的人咋会不是破鞋？破鞋要斗，要挨打，有人拦着，叫我少受罪，我就给他了。是你的本家伯，死了三年了。……你，就是哑巴的。”

完全的白描。在这里，乔叶舍弃了她最为擅长的抒情，没有任何渲染和过多的描述，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干巴巴的，连筋带骨，打击着人的心。这短短几句话，融含了一个乡村女性苦难的一生，她的耻辱、强韧和无奈。历史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某种激情、口号和理想，而是一天天地渗透于个体的生活中。死了丈夫的母亲，为了养活第一个孩子，而生了第二个孩子，为了养活前两个孩子，不得不生第三、四、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来路不明，都是和别人通奸的证据。作者没有写母亲如何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也没有写那些能够给她一点粮食的人如何凌辱母亲时，母亲是什么样的感情，她只写，“他好叫我跪那儿，我就跪那儿，脸前老是一堆大铁锅……就叫铁生”，就这么简单几十个字，朴素、真实，它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如果已经活不下去了，那么，死了也好。她活着就是耻辱的证明，她死了，耻辱就死了。从此以后，我和那所谓的四个哥哥再也不用因为母亲的存在而别别扭扭地纠扯在一起，再也不用被迫想起各自的父亲，尤其是我，更是再也不用被催逼着去看那个仍然苟延残喘的倒霉哑巴。”对于年轻的金金而言，对于小说中那时那刻的金金而言，她能够感受母亲的悲苦，却无从探明那历史的深渊有多深，她不愿意、也无法承担这一悲苦所带来的长久阴影。这不是无情，而是绝望，是对于这阴影的本能害怕和拒绝。但同时，乡村、母亲和她暧昧的身世是她向历史探源的动力，是一粒种子，一旦有机会，就会萌芽。

携带着耻辱记号的金金逃离乡村，来到城市（乡村从来都是一定要逃离的，只不过，逃离的原因和途径各不相同），却陷入了另外一场早已被预谋的历史陷阱。因为与某一位已逝的女性相似，她被强拉进一个家庭的爱恨情仇中（金金半推半就，这与她早年为离开乡村而献身的思维是一致的）。与金金的义无反顾相比，梁知的爱则混杂着过去、忏悔、赎罪和自我麻醉。作为官员的梁知，把金金作为逝去的梅梅的化身，给以无限的宠爱。作者借金金进入梁知的家庭，并由此进入更为宽阔的历史空间。

在此，乔叶显示出她的凶狠。人性的黑暗没有尽头，我们小心翼翼地伪饰着自己，以防被人看到，但这逃不过作家犀利的眼睛。梁知对金金的爱是因为对梅梅的怀念，他把没有对梅梅的好和爱给予金金，以获得心灵的弥补。但是，作家没有让梁知止于深情和一般意义的忏悔，她不无颤抖地写出了梁知兄弟的深圳之旅。正是这趟歧义重重的旅程和见面，梅梅跳楼自杀。在那场劝说中，梅梅看到了梁知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她看到，他希望她死，以使自己升迁顺利，以使自己合法合理地走向一直向往的生活。梅梅用身体换来梁知的升迁，此时，必须把这沉重的身体拿开，梁知才能清白而轻盈。而梁知，在自我欺骗中把梅梅推向死亡，或者不如说，在梁知内心深处，是希望梅梅死的。如果不是金金顽固地、如层层剥笋般把每个人的内心一层层剥开，把最细微的心理拿出来晾晒，恐怕连当事人也意识不到这些。或者，我们小心翼翼地伪饰自己，以使自己也遗忘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历史经不起考察，或者不如说，即使是世人都相信的爱，也经不起考察。作为一位深谙也擅长于书写人类情感的作家，乔叶的细腻并不表现在对爱，对真善美的叙述和理解上，而是表现在她对潜伏在情感深处的自私、冷酷和无情的准确把握上。梅梅的父亲梁文道，眼看着妻子走向冰冷的湖水而不相助，表面上看来是让梅好有所解脱，实则是因为他自己想解脱这份责任；梁知的母亲，一个B角对A角的恨导致对她对梅好的无情和对梅梅的冷漠；甚至是金金，作者也不放过，她对哑巴父亲的无情，对梁知既爱又利用的心理，对梁新冷酷的伤害，都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精神内部的复杂性和混沌之处。

《认罪书》的结构和文体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小说开头以金金的死亡书稿为引子把故事带出来，接收书稿的“我”看起来好像是书中无关紧要的人物，但却因为旁观者的视线而使得故事多了一重空间和维度，同时，也把故事的可容度扩张到一个更为年轻的人那里。这个年轻的“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文革”，更不知道“文革”中一条条鲜活生命遭遇了怎样的事情。这部书稿到了她的手上，从那一天起，她也与“文革”发生了联系，就像我们每个阅读这部书的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具有结构的开放性。还有书中的“碎片”，小说几乎每一节后面都有“碎片”。它在文中起的作用是多向的：有对行文中关键词、事件的一种解释，譬如对“合作社”“大跃进”的解释，是客观的补充，在正文中没有合适的地方呈现，但又对没有此一背景知识来说很重要，作为“碎片”呈现非常恰当；还有一种起解构作用，和正文之间构成反讽效果，很有张力，充满幽默和思考性；有的则是一种呓语式的喃喃自语，它仿佛是一种溢出，情感和心灵的感受满溢到无法承载的地步。这些“碎片”犹如多棱镜折射出各种光，和小说主题形成互相映照，增加了小说的路径和维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认罪书》借用了类型小说的写法，以侦探小说为壳，草蛇灰线，用推理、揭秘、多线并进的方式层层推进故事，读起来引人入胜，充满趣味。这一叙述方式非常冒险，它很容易被带入到通俗剧的巧合、戏剧化和过于故事化中，譬如梁新、梁知和梁安的死，都略有些仓促和戏剧化。作者在此走了一个钢丝，她能够在戏剧化的边缘拉回读者，让读者重回到思考状态。有一点不容忽略，这一叙述方式的内部逻辑非常符合作者所要追寻的历史形态。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戏剧化，“文革”中个体人生突然的反转，形同儿戏的大规模的批斗、丧失身份和死亡；在当代生活中，这一具体的政治形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正如作者在“碎片”中所写到的，我们吃的食物、走的道路、装修的房子随时都置人于死地。“文革”的思维、逻辑和精神方式离我们并不远，仍嵌入在我们生活的阴影和褶皱处。作者从自我到他人，再到自我，反复追踪、追问，不只寻找别人灵魂深处的“罪”，最后也发现自己的“罪”，这一回环往复的过程蕴含着一种不断深入的对话关系。宏大的历史场景被浓缩在一个家庭的隐秘心灵中。切入点很小，却不断挖掘、拓展，如剥洋葱般，一层层递进，一层层接近真相，最后，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颤栗。这正如“人民文学奖”授奖辞所写，“《认罪书》一如既往地发挥了作者特别丰富和细腻的女性感觉，去叩问人的耻感和罪感，并体现出作者在思想认知上的深化。在她浓郁的伦理情怀里渗入了深沉的济世情怀，在揭示人性善与恶的复杂纠葛的同时，抵达了忏悔与救赎的精神高度，在文体探索上显现出难得的自信和成熟”。

小说最后，作者把疑问的笔触伸向了更为普遍的“人群”。他们既没有发动“文革”，也没有干特别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自己也是受害者。《认罪书》中一个最惊心动魄的情节是“文革”中梅好的被凌辱。在那一场景中，除了反派头目王爱国，还有甲、乙、丙、丁，有钟源，他们或帮助王爱国，或做默默的旁观者。可以相信，他们当时也很害怕王爱国，当时的形势也确实不容许他们有更多的反抗。但是，他们是否就是无辜者？在这一场狂热的运动中，如果以此类推，每个人都可能是无辜者，所有的责任都可以只推向制度和最高领导。但是，是否就只是这样？历史的逻辑如果只是如此简单，那人类社会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灾难和混沌之处。我们必须追问的是：“普通人”在“文革”这样一场集体性的运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乔叶以富于想象力的设置，以奇特、残酷而又细致漫长的书写还原了“梅好之死”中每一个人的表情、心理和情感。我们看到了“美”的被损害和被摧毁的过程，看到了窗户外的旁观者私欲的不断膨胀。没人能从法律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道德的审判却必然来临。与此同时，作者又重返现实，通过金金如侦探般的顽强追踪，去寻找、探查仍然活着的甲乙丙丁、王爱国的精神倾向和表现形态。“历史”和“当下”在这里得到了连接，我们从现在的“冷漠”中看到了当时的“害怕”背后遮蔽的更深远的东西。是的，不只是“害怕”，不只是专制、强权，而是“冷漠”“与我无关”“一己之私”，它们到今天为止依然影响并决定着我们这一生存群体的精神和面目。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概念。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心想着能够在职位上有所进步的人，他所做的就是要听从命令。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用权威的命令来代替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这正是“平庸的‘恶’”的表现。这种“恶”对人类社会是一种更广大也更本质的伤害。“‘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①“平庸的‘恶’”犹如霉菌蔓生在人性的角角落落，腐蚀着人类精神并一次次使灾难成功着陆。

通过对梅好之死的追问，作者从当下生活回溯到“文革”，从对集体政治的控诉回到对个体责任的反思。认罪容易，知罪难。道歉需要勇气，但为了什么而道歉，我们的错究竟在哪里？我们的“罪”到底是哪一种意义上的“罪”和“责”？这更需要思考。作者让我们意识到，今天时代精神中的“冷漠”其实并不只是因为“改革开放”，更不是因为金钱、消费、大众，而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深处，它是我们的基因和思维的一部分，不能只把原因归结于时代、制度的变化上，这容易使我们找到原谅自己的理由，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

应该说，乔叶试图通过《认罪书》，通过金金的故事，去发现历史的结构方式，这需要高超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把握能力。她让我们看到，在当代生活中，历史仍在延续，它的运行逻辑里面仍然包含着过去的逻辑。“在洪水中，每一滴水珠都是有罪的/在雪崩中，每一颗雪末都是有罪的/在沙尘暴中，每一粒沙子都是有罪的/灾难里的一切，都是有罪的。”面对恶行，即使旁观也是罪。

如果不对“文革”进行来自个体的真正的反思，我想，我们就始终处于“后文革”时代。要想走出“后文革”时代，必须把“自我”也纳入到忏悔、赎罪的结构之中。并不只是为了确定谁对谁错，也不仅仅为了赎罪，而是为了找出我们这个民族内部的病症。历史思维并不会自动消除，如果忏悔不包含着彻底的“自我”清理，不包含着面对公众、法律和道德维度的审判，那么，即使“忏悔”，也只是自我欺骗式的良心安慰。赎罪并没有完成。如果只止于此，“文革”终将还会以另外一种面目重新出现在中国生活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在此意义上，《认罪书》显示了70后作家的野心，亲历和经验只是写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进入大历史的方式。从更个人的“我”，从更当下的生活入手，去发现并叙述历史与个体、历史与我的关系，或者，这会带来新的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也会使当代文学产生新的形态和新的精神。

【注释】

①杰尔肖姆·肖莱姆、汉娜·阿伦特：《关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往来书信》，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1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