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于传统束缚中开疆辟域
张丽军，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泰山学者”团队成员，博士后。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等学术著作六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省部级奖励。
李骏虎，山西省洪洞县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评论集《比南方更南》。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二○○九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二○○七—二○○九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
张丽军：请谈谈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及其对您创作的影响。
李骏虎：最初、最美好、最基本、最真挚的生命体验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当创作多年以后，我用自己的心灵和笔触去表现我所熟知的乡村社会和人物精神世界时，那曾经把我从土地上逼走的艰苦劳作的身心痛苦早已荡然无存，我所能记起的是乡村生活的诗意和农耕文明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滋养。相对于现代社会和城市乱象，过去的乡村的确是个乌托邦，但她在过去就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我的长篇《母系氏家》，所表现的正是我童年所认知的乡村社会形态和人物，书写他们是一种享受，也让我的创作进入随心所欲的状态。
张丽军：《奋斗期的爱情》作为您早期的代表作是不是带有自传的性质？在这部作品中您是否在借助主人公李乐之口来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呢？例如李乐在文中说到“他要找到一条严肃文学畅销之路”，“决不让创作违背高雅艺术追求”。这是不是一种文学崇高感的表达呢？您怎样看待作家这个职业呢？您的文学观又是怎样的呢？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对您创作的影响。
李骏虎：《奋斗期的爱情》可以看做是我的心灵自传，也是我最初和最纯粹的文学观念形成时的重要作品，现在看，艺术上虽然粗糙了些，但精神指向却是最纯粹的。那个时候，刚刚读过卢梭的《忏悔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受到很大震动，激发了创作冲动，调动了生命体验。写作中难免笔调沉重和有痛感，但它却是我的文学观最初形成时的基石，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诚挚的敬礼。现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我基本明白了文学就是表现人和社会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载体是社会和生活，指向是生命和精神，这和最早的文学观念基本是一致的，所谓现实主义和各种现代观念，其实也是一致的。明白了这个，就好写多了。
张丽军：您曾说“文学创作关键在于天赋。写作不重要，阅读最重要。阅读是第一位的，该完成的阅读一定要完成。应该读的传世经典、大师作品一定要读，这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见过什么是好的作品，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您说的“天赋”指什么？您强调阅读的重要性，您所说的“好”作品又是如何界定的呢？什么样的作品您认为是“好”作品？请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和您的阅读史。
李骏虎：所谓文学天赋，就是写作者先天的艺术感知力和表现力，它与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和精神追求，靠后天的努力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所谓有艺术天赋的人，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机械修理，并且学得很快，不费什么劲技术就会很好一样，艺术家也是如此。有人天生对音乐敏感，有人天生对色彩敏感，他们就有做音乐家和画家的潜质。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有人天生对事物的变化敏感，善感多思，也富于表现力，那他就容易成为作家。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有着天壤之别，没有禀赋的人，学习再多的技巧，他的作品也会缺乏感染力。同样热爱文学，不必人人去搞创作，两码事。关于阅读，我个人认为能够把自己真正感兴趣和阅读的时候有共鸣的经典读完就很好了，那些需要硬着头皮“啃”的经典，不会有什么收获，读来有趣并且理解不费劲的书就是好书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的阅读基本上是受我弟弟马顿和我的朋友杨东杰的影响，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海明威等大师的阅读基本上是由于他们的推荐，当然，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最爱托尔斯泰和雨果，他们是我自己的选择。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及某些大师的著作，如在《奋斗期的爱情》中就有好多外国作家如大小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么哪些中外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影响较深呢？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您在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将您阅读到的精髓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呢？在当代中国，您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了怎样的水平才能称之为大师呢？
李骏虎：我最早阅读的是海明威，后来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一度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他有一部中篇叫《认》，后来译名改做《身份》，我很喜欢。我终于开始写我最熟悉的乡村，是因为受到哈代的“人与自然及社会”三者关系的影响，现在我越来越放不下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们就像灯塔和天上的星辰，指引和修正着我的探索方向。在当代的中国，我最服气的是陈忠实。我个人认为的大师和大师作品，是能被一个国家和民族耳熟能详，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作用的，当然这个对象是全人类更好，比如说托尔斯泰。
张丽军：在您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艺术创作探索的阶段，那时您创作了一些寓言性、象征性很强的作品，例如《局外人》、《女儿国》、《乡长变鱼》，颇有王小波的后现代风格，那么您觉得王小波在您的创作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是不是有意识去借鉴？那么您又是怎样去吸收、融汇，在哪些方面实现创新、突破，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呢？
李骏虎：我曾经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模仿王小波，后来还把这些模仿作品整理起来出了一本书，副题就是《向王小波致敬》。一九九七年当我弟弟把业已去世的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带给我的时候，我正处于创作的迷茫期，写东西很困难，是王小波让我看到了一个汪洋恣肆的世界，让我的笔也洒脱了起来。后来我无意识地摆脱了他，但他的文风和思维方式已经渗透进我的思想和血液里，我的每部作品都有着这方面的痕迹。
张丽军：您曾在作品中说“一位艺术家穷尽一生的经历和探索，才能达到相对较高的艺术境界。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精神和领悟程度就会自然地冲破传统技法的束缚，从而创新和变形，以达到他的表现的极致。”那么您作为作家，在传统积淀和创作创新二者的关系上是如何处理的呢？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冲破了传统技法的束缚，又实现了怎样的突破呢？
李骏虎：这段话是我对毕加索的艺术的理解，其实文学也是如此，掌握技法是为了摆脱技法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这个很难，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被自己模仿的那个人的阴影下写作，这是幸运，更是不幸。我一直在潜意识里寻找着自己的风格，入选二○○九年度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中篇《五福临门》，算是最明显的，最近的《弃城》也是如此，就是有意识地“去小说化”、“找历史感”，还原乡村世界的本原和追寻历史的真谛。
张丽军：您是否想过今后作一个长期的阅读计划，有意识地去吸收某些艺术经验，从而去充实、丰富自己的创作呢？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李骏虎：关于阅读，是成为作家的基本条件，但为了创作作阅读计划就违背了艺术规律。我现在反反复复阅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不为创作，只为喜爱。
张丽军：您对文学的热爱深受父母的影响。您的父亲是位文学爱好者，可以说是他为您打开了文学艺术世界的一扇窗。那么您觉得父母是否影响了您的阅读习惯、写作兴趣呢？另一方面，父母的哪些文学观点、价值观、道德观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骏虎：这个谈不上，我的父亲曾经是位文学爱好者，我的母亲是纯粹的农村妇女，他们基本没有文学观点，他们的道德观对我为人处世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我的创作的确是受父亲的熏陶和引导，没有父亲年轻时对文学的狂热，就没有我现在从事的事业。
张丽军：从一九九五年至今，您的创作生涯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总会有那么一段时期作品无法发表，您的那段时光是怎样的呢？在那段日子里您创作了哪些作品？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的写作呢？同时，您怎样评价自己那时的作品呢？后来，当您的作品有了更多的读者，以至问鼎我国文学最高荣誉——鲁迅文学奖，年轻时支撑您的信念是否依然还在呢？
李骏虎：现在回头看，我的创作道路基本上是很顺利的，一九九五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在《山西文学》发表后，经历了五年的迷惘期，但那基本是因为没有生活素材。二○○○年就在当时负有盛名的《大家》发了一个四篇小说的专辑，而那五年的生活也成就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之后一直很顺当，但是从来没发表的小说包括一部分发表了的小说都存在着问题，主要是对生活理解不够深。从拿着作品苦寻发表刊物，到现在欠着刊物一屁股“债”还也还不完，我对文学的爱没有什么变化，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没有满意过，所以说能支撑一个人一生的才叫信念。
张丽军：您的全部作品中，您对哪一篇最为满意呢？为什么？它对您和您创作的特殊意义在哪儿呢？
李骏虎：我最满意的还是《前面就是麦季》，它融合了我自己的风格和当代中国小说的审美标准，它对我的特殊意义就是得了一个鲁奖，可以让我放开地去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而不必再为了这个奖屈从什么标准。
张丽军：二○○五年您挂职到基层体验生活，在挂职期间对您触动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段生活提供了哪些素材给您？除了素材的供给之外，对您的创作还有其他什么帮助呢？您思想上（生活的、创作的）在挂职之后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变化？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这段有意识的挂职体验呢？
李骏虎：挂职其实对我创作的影响并不大，我至今只用那四年的生活写过一个短篇《焰火》，还是为了刘醒龙老师在《芳草》上给我开设的年度专栏。挂职更多地改变了我这个人，让我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和中国人的本质，可以说我换了一种眼光看待社会和生活。挂职给予我的东西，以后可能会体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里，但我不会用它单独写一部小说，有时候，人明白了，不是什么好事情。
张丽军：您说“小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挂职期间我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那么您所了解的真实的中国基层是什么样的，与挂职之前所认为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李骏虎：这个问题还是用小说作品回答会更准确些。
张丽军：您说一直有个理想，就是能写一本风靡全国的书，但不是文学作业。它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可不可以具体谈谈您想要创作的这个理想作品是怎样的呢？对于纯文学观与现实主义文学观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骏虎：这个很难说，因为毕竟是个理想，理想的光芒永远是模糊的。我个人认为，纯文学观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主义是最先锋的。
张丽军：在现当代文坛上始终有“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回首山西老辈作家他们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用原生态的地方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土生土长的山西农民的生命史，而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您作为山西新锐作家却将这一局面打破，大大开拓了写作题材，例如您的《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流氓兔》、《师傅越来越温柔》等都为读者展现了城市中上至公司老总，下至工厂里的工人的生存状况，揭示城市人的生存荒诞与危机，您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那么从山西作家整体创作来看，您是怎样评价自己这一创作题材的开拓？在对城市生活进行描写的同时，您怎样看待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
李骏虎：这个实在是过誉了，也是误解了，我当初写都市，正是因为对都市的陌生和不了解，所以才有荒诞的感觉，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也要归于天赋，更要归于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的环境改变。韩石山老师曾在山西省作协文学院为我们开的研讨会上说我是山西文学的一个“异数”，这是对我在当时山西文学格局中的准确评价，但绝对谈不上什么开拓。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我觉得只能说是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城里住的都是农村人，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大的乡村社会，就像英国其实是一个大庄园。非要用一种标准来注解中国的城市化的话，那么我觉得用人的代际来体现更准确些，比如说“九○后”和二十一世纪生的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城市人了，就算是生在农村，因为教育的原因，他们也和城里孩子没有什么城乡差别了。
张丽军：《婚姻之痒》是您在网络上贴出并且有好多读者跟读的一部特殊的作品，这有些类似于网络小说的写作方式，而且小说结尾您让女主人公庄丽死去，这样的处理让很多读者受不了，觉得不该让女主角那样死去。您笑说自己当初是顶着网友和读者的威胁把结尾处理成这样，是为了让痛感更强烈些，引发的思考更深刻些。那么您怎么看待读者对写作者的这种干预？您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与传统的那种由作家预设隐含读者的方式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吗？而您又是怎样看待网络文学的？
李骏虎：这样的互动，在有网络之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完了，但感受到了读者意愿的强大力量和诱惑力。其实在当时日本、韩国和港台的肥皂剧创作中就引入了观众的意愿，剧情基本上根据观众意愿的调查结果走。后来风靡世界的美剧《越狱》更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那些“第几季”、“第几季”的每周拍一集的电视剧，都是如此。这种生产方式其实不是创作，而是一种营销。真正的创作首先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读者或观众的共鸣是产生在独特发现的基础上的。我的《婚姻之痒》不是网络文学，因为它是我在快完成的时候才贴到网上去的，我对网络文学其实很陌生。当然，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界限更明显了，他们基本玩穿越和魔幻，不和现实玩了。
张丽军：《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作品的创作被称为“同龄人的画像”，在作品中您用大量的细节将李乐、马小波、小邵这些主人公刻画得十分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有着激烈的竞争、紧张的人际交往、残缺的信任、沦丧的道德，在这样的夹缝中主人公都有一份自己的坚守，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您这一辈人的呢？您认为这一代人身上的思想、生活特质是什么呢？而对于您这一辈人影响最大的事情与思想是什么呢？
李骏虎：李乐、小邵、马小波，其实都是我自己，《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这三部曲，也是我们七十年代生的农村人的命运轨迹。七十年代生的人，是有社会担当意识的最后一代人，也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深重，愿意为家庭牺牲自我，也更愿意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是普遍愿意靠自己奋斗去获得幸福的最后一代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情应该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从而毕业后不包分配，使很多人尤其没有全日制本科文凭的人成为聘用人员和打工人员，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向社会，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至于思想，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受体制制约比较严重的一代，基本上屈从于生存和发展，对社会地位和金钱持传统的重视态度，反而对一些思想和思潮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八○后”，在当下谈思想也是奢侈的事情。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有些中篇或短篇小说是从长篇小说中截取出来的，例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是从长篇《母系氏家》中截取出来的，短篇《流氓兔》是从长篇《公司春秋》中截取出的一个故事片段，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创作上的自我重复吗？还是从短篇到中长篇创作必然经历的创作过程？您怎么看待当前七○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
李骏虎：《前面就是麦季》是以《母系氏家》为大背景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中篇，而《公司春秋》是由《流氓兔》等十几个短篇攒成的一个长篇，这不是重复，是素材的整合。我不认为七○后作家有什么长篇小说的困境，因为长篇从素材上讲是需要生活阅历的，而从思想上讲是需要年龄和阅读的，七○后作家的长篇少，我认为就是以上两个原因。但我认为文学的圈子化，和读者的作者化，使得七○后作家绝大多数成为刊物作家，而失去写书的强大掌控力，这的确是个值得警惕的事实。
张丽军：之前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总是晃动着自我的影子，而《母系氏家》将艺术视野转向了另一片天地，从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转入到对中国乡村风俗画卷的抒写。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和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可以说是您的代表作，是您风格转变之作，您认为转变之后的作品取得了哪些突破呢？在风格的转变过程中您是否遇到难题呢？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呢？作品风格的转变是有意识去做的吗？您怎样看待自己前后这两种风格？
李骏虎：以前写自我，其实也是写别人，只要能把握时代脉搏，和读者产生共鸣，就基本敢说自己是个作家了。后来写乡村，也不是刻意地改变，是自然地转变，因为乡村生活经验已经渗透进我的血脉里，比起城市人，我更懂得农村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一个作家走向成熟，必须完成的转变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入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和思考。关于这个转变，必须遵从自身的自然完成，不是刻意所能达到的。我对自己两个阶段的写作同样珍视，自我是一个人年轻时应该书写的，而乡村世界也是一个人走向中年时对美好记忆的再现，是对过去时代的一个记载。写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没有任何的难题可言，至于说到突破，我想是我写出了乡村人物的世界观和精神境界。
张丽军：米兰·昆德拉曾说，“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响。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在《母系氏家》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作品中兰英、红芳、秀娟作为乡村女性谱系中的代表，您用舒缓的节奏、平实的语言诠释着她们背负生命负担的别样的人性深度、精神创伤和存在价值，故事淡淡的凄凉却充满着强烈的艺术张力，这种平缓之中的艺术张力是乡村女性原始的生命力的自然呈现带来的吗？您笔下的女性人物沿袭着传统女性的观念但又呈现出她们的特质，成为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独特的“这一个”，那么您认为您笔下女性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骏虎：我认为全中国的农村其实都是一个农村，而全中国的乡村女性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大类，和中国的农村都很相像一样，全中国的乡村女性也都很相像，要写好她们其实很容易，只要怀着一颗爱心，贴着人物性格去写，把人物塑造好了，小说就成了。《母系氏家》里唯一不同于乡村女性的人物是秀娟，她的博爱是中国乡村女性所不具备的，这是我的创造。但是你看，赋予中国乡村女性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会显得很美，而不是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张丽军：有文学评论家认为，从文本意义上来说，李骏虎开了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当下乡村世界的先河，他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他笔下的人物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同时充满温情地描画着乡村的麦收风光、民俗画卷，隐含着说不尽的温情与和谐。您自己怎样看待这样的评价，准确吗？
李骏虎：这似乎是《小说选刊》转载《前面就是麦季》时编辑的话，我认为这个评价是说到我心里的。
张丽军：“当美恰好揭示出超越的实在，当这一实在被感受为美，当每件事物因其真实而被认为本质上美的时候，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中，您认为自己之前那种超验的创作艺术特质有没有受现实的束缚？
李骏虎：我后来发现，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窜动。
张丽军：“如今的世界格局下，要找社会变革，其实在农村是找不见的。《小社会——铅华与骚动》选择在城乡结合部，既能体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能体现对农村的带动及影响。要反映现实社会和时代发展，还得写城市，还得写主流人群，还得写中坚社会，还得写知识阶层。”您是否认为中国的农村仍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呢？对于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您有什么看法呢？对于农村的未来您认为应当是怎样的呢？
李骏虎：中国的农村，摆脱远古的生产方式也不过三十年时间，所谓的现代化，表现在房子、车子和家电上，表现在外出务工上，而实际上还是小农经济，农村和农民只是被时代大潮揪扯着无所适从。而以乡村精神背景为基调或者反乡村精神为基调的中国城市，实际上离真正的城市文化还相距甚远，所谓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我觉得不存在，整个中国从精神上就是个大农村，我所说的要写城市、写主流人群，其实就是写这种纠葛、这种现状。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人，我看到农民被钱牵着鼻子纷纷离开土地，是感到很不安的，如果连农民心里的美好都被打搅了，这是很悲剧的。怎样让农民回到土地，让农作物足以令他们衣食无忧，这是很重要的，国家不需要给钱让他们种地，只需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真正完善医疗保障就可以了，就是大同世界了。
张丽军：七○后的作家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这一方面使作家的创作天地得到开拓，但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作品多少有些轻盈感，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内涵”？您认为在新时期淡化了历史之后应该如何开拓文学作品的深刻感与厚重感？
李骏虎：七○后作家的自我开始摆脱时代对整体命运的支配，这使得文学对个体的关注得到拓展，艺术的轻盈和自由得到彰显。但是，七○后作家因此而缺乏历史感，这是时代决定的，但是也可以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毕竟，一部作品没有历史感注定是浅薄的，人物没有命运感是苍白的。在这样一个琐碎庸常的时代，七○后作家的笔触多是“民生”、“底层”等等叙事，这是危险的。我选择了解并书写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反观时代，这样就能够解决作品分量的问题，至于“深刻”，这个词不应该属于文学艺术，所谓的追求深刻，对小说是一种戕害。
张丽军： 那么您认为七○后作家创作的整体现状是怎样的？您喜欢哪几位国内七○后作家作品？对于七○后作家，您认为是否存在整体上的审美局限或缺陷？您的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或您不满意之处是什么？
李骏虎：我读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少，女作家作品更少，印象深刻的比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不错，很有生命体验。在我有限的浏览以及和同时代的作家的交流里，我觉得“七○后”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是模仿大于原创，原创精神匮乏，并且同一性太明显，遮住了作者名字，说某一篇作品是谁写的都可以。“七○后”要想出大家真的太困难了，很多人走不出模仿，形不成鲜明个性。至于我个人的文学创作，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大于自己的技法，我越来越不重视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我自己用“呈现”来表述自己的创作状态。我一直是个票友水平，并且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张丽军： 因为您曾经有过在洪洞县挂职的经历，那么您有没有计划创作有关官场题材的小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或更长时间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李骏虎：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反映当下时代的作品，但是总是质疑自己掌握的素材。对于中国的官场和社会现状，我比其他挂职作家更了解一些，因为我挂职的是自己的家乡，而且我担任的是“实际职务”，这一个阶段对于我的思想的作用远大于对创作的作用。我没有热情创作什么官场小说，但也许会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者说这段经历所得的经验，影响着我所有作品里的价值判断。
张丽军：二○一○年对您来说应该是不平凡的一年，您凭借《前面就是麦季》斩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个月后您又凭借《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而这之前您曾获得第十二届庄重文学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这些奖是对您之前创作阶段的一个认可，那么您能具体谈谈它们对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李骏虎：搞创作获奖对作家的好处是有很多实惠，经济上的、待遇上的，还有它们永远会成为一种标准。但是，对于创作来说，意义不大，比如说获了一个鲁奖，不能推动我创作出大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心态放松，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去写作，而不用担心发表和出版的问题，这种自由，是我最想得到的。
张丽军：您凭借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成为鲁迅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山西主流媒体评价，此次李骏虎的获奖，标志着山西省作家“后赵树理写作”所达到的新高度。您自己怎样看待这个评价呢？您认为自己的创作与老一辈山西作家如赵树理等之间的突破与不足是什么呢？
李骏虎：这里有两个误解，首先我只是第五届鲁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第四届的田耳比我小很多。其次所谓的“后赵树理写作”也不准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你不能说宋词是后唐诗写作。但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起山西老一辈作家差距是明显的，首先最重要的缺失是赵树理对时代和政治的关注我们不具备，老一辈作家作品对时代的作用，我们也远远不及，这不是山西一省的问题，是全国青年作家的问题。相比来说，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就做得很好，比如山西作家张平的作品，那样的社会情怀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张丽军：在二○一一年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母系氏家》入围第一轮投票后落选，您认为这是宣传力度不够，很多评委不了解您的作品所导致的吗？在当前文化市场机制下，您对文学宣传有什么看法？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市场装潢、包装吗？
李骏虎：真正好的作品，自己就有市场号召力，宣传只能做出畅销书，做不出长销书。我不是很感兴趣什么宣传，这是对文学作品自身感染力的嘲讽。《母系氏家》第一轮入围，我已经是很意外了，因此它的落选我一点不意外，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读过它的评委都认为是上乘的作品，这就够了，获奖不是目的。
张丽军：山西有一个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您怎样评价“山药蛋派”？它的文学创作实绩对您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呢？您认为山西作家群中老一辈作家与新锐作家相比，新锐作家的创作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新锐山西作家的不足是什么？
李骏虎：我是读着“山药蛋派”的作品长大的，老作家们朴素洁净的艺术手法和纯正的艺术追求深深地影响着我。之后的“晋军崛起”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价值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我们这一代和比我们更年轻的作家，优势是阅读的丰富，对西方大师几乎倒背如流，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跟大社会脱节严重，也不是很了解时代的核心问题，这就造成原创性不足和格局过小的现状，这个问题是全国的普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