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散文读札

　　1990年代至今，朱增泉和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王宗仁等一同构成军旅散文创作队伍的主力军。
　　在对朱增泉散文作了系统的阅读后，我得出如是结论：将军本色，史家襟怀，诗人气质，性情文章——全无宫家嘴脸和官员腔调，相反，在他文本里时时可见对封建等级意识和宫本位思想不遗余力的抨击，对摆架子讲排场等诸多形式主义、假大空把戏的深恶痛绝，颇具亲和力。要之，朱增泉的作品是地道的文化散文、大散文，清正明朗，抱朴守真，不虚浮，无戾气，迴昇于所谓哼哼哈哈肉麻无趣的“官员散文”者流。作为职业军人，朱增泉笔下关涉的人事物往往都是亲历亲为。其家常化的叙事风格，融以大漠边关、风雪山林、戈壁高原、金戈铁马为主体的传奇军旅生活体验，汇成独有的审美特色和艺术魅力。
　　
　　跨文体写作的成功范例
　　
　　王国维早就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文体流变，自来乃大势所趋，作为一种重要文体的散文亦然。
　　朱增泉少小从军，好学不倦，思维缜密，笔耕不辍，其文本既有对兵家韬略的熟稔，也发散着军人情怀和英雄情结，彰显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真情实感。从咏古谈史，到评入论事，朱增泉皆融入了对当下生活的观察思考，力求史为今用，以古鉴今，化传奇事为家常语。置诸当今散文园地，朱增泉的散文算得上是独一份：就文体看，像随笔，像论文，像通讯，像报告，像总结，更像小说、戏剧和诗歌一究其实不脱“美文”底色。无疑地，它们算不得纯文学作品，而是杂糅型、交叉性的，给读者带来奇特的陌生化效应，被公推为跨文体写作的成功典范。在这方面，尤以其“观战笔记”系列文本和“战争史笔记”系列文本为代表。朱增泉秉持多维性现代战争视点，其战争理念与世推移，决不停留于传统层面。“观战笔记”系列文本聚焦于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视这场浩大战争如小小麻雀，对其瓜分豆剖冷静解析，诚为军事、时事、历史与文学的联姻。作者近年精心结撰的“战争史笔记”系列文本，则囊括了炎黄之战、夏商周立国之战、春秋中原战乱、春秋南北战争、秦始皇的统一战争、灭秦之战、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汉初内战、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两汉过渡期的战争、东汉与匈奴的战争等等，意在讲述千年战争史记，再现金戈铁马的经典战役，评说王朝兴衰更迭，对大历史作全方位观照。朱增泉试图打通中国古代战争“史路”，融以上下五千年的整体感，把战争史写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他以朝代史为主轴，叙述各时期的战争和各朝代的兴替，充分诠释出：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应该说，它们是散文化的战争史笔记，也是笔记体的战争史。
　　朱增泉的散文沉着从容，气象开张，硬度与质感兼备，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兵家解读。作者立足于历史经线与现实纬线的交叉点，以政治、经济、文化为背景，从军事战略的高度论及国家兴亡，民族生存，个人沉浮，政权赓续，战事胜败，充分揭橥原生态历史的残酷与确凿，直面种种的现实危机与险象，在综揽古今的叙述中，不废细节和修辞的意义，交织着忧患意识与热血情怀。朱增泉行文长于以史带论，纵辩滔滔，往往因事而议，因人而议，有感而议，有悟而议，不断发现新问题，发表新见解。凡观照兴衰存亡，评述人物得失，点评某场战争中的某人某事，抑或某次战斗中的环节细节，皆简洁利落，随物赋形，颇具纵横家风神。这样的文字，非匕首，非投枪，非小摆设，随意朴实而器大声宏，以其自在自为，拥有了独立的生存价值。此种跨文体写作，客观上亦是对平面化、模式化写作的有力反拨，应视为朱增泉对于当下散文文体的贡献。
　　因了职业敏感的驱使，朱增泉关注现代战争，尤其对全球瞩目的伊拉克战争予以深度透视和全面思考。当今战争已然步人信息化战争时代，从作战理念、作战原则、基本战法、兵力运用、目标选择到火力打击、战役进程、战役目标等，都已和公众熟悉的传统战争有了根本性变化。朱增泉带过兵，打过仗，懂军事也懂文学，这些都为他的文章实现跨领域结合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支撑点。“观战笔记”系列文本并非专门的军事学术著作或军事教科书，而是具备鲜明文学笔调的军事随笔，是关于现代战争的军事科普型读本，处处渗透着主体的学术见解。朱增泉站在人类整体高度观照伊拉克战争，以现代意识为统摄，对于这场高科技现代化战争的方方面面了然于心，知己知彼。文中阐述的某些军事学术见解，既是作者观察研究新一代战争的心得，对于探讨未来战争也颇具启发意义。作者以文学笔法写军事随笔，其对伊拉克战争的解读、对新一代战争特点的分析、对这场战争给世界和亚洲局势带来影响的分析、对伊拉克国内战后局势的分析等，往往一针见血，正中腠理，绝无隔靴搔痒之感，彰显丰富的军事知识储备和精到的军事解读角度；虽属议论文体，而不乏诗性的回旋，不乏语言的声情之美和节奏之美。
　　海湾战事、和平代价、中东危机、大国暴力，在朱增泉笔下娓娓道来。如《一场胜败参半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后的亚洲命运》等，而《萨达姆》中，朱增泉把萨达姆当成一本书来解读，闻其言，察其行，观其败，叹其悲，感慨万千：“萨达姆企图靠他的蛮强逞能创造历史。他好比挑着一副一头重、一头轻的担子，斜着横着要走他的称雄之路。一只篮子里放的是伊拉克的辉煌历史，分量很重；另一只篮子里准备放进500年以后的自己，刚上路时它还是空的，必须一边走路一边往里拣石头，慢慢增加它的重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两只篮子里的重量平衡了，他就大功告成了。”作者议论风发，耐人品味：“大凡一个衰落的豪门，后辈中大体上可能会出现四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低眉下眼、勾头缩颈之辈，浑浑噩噩过日子，对祖上的辉煌淡漠之至，毫无复兴祖业雄心可言。第二种是海阔天空、不重实务之辈，空悲切，长浩叹，说祖业辉煌滔滔不绝，干创业实绩一事无成。第三种是雄心可嘉、志大无当之辈，虽是豪情满怀、敢作敢当，却脱离实际、冒险蛮干，到头来鸡飞蛋打，呜呼哀哉。第四种是高瞻远瞩、坚忍不拔之辈，壮志在胸，远见在目，时势在握，纵横腾挪又脚踏实地，则伟业可图。萨达姆大概属于第三种类型。”萨达姆执政二十三年，崇尚铁腕治国，痛下虎狼药，开创了伊拉克的昌盛局面，也拥有了绝对权力。作者由此分析萨达姆走向悲剧的诸多成因：强权统治、高压政策，自我膨胀、专制独裁，狂热的个人崇拜，孤注一掷的性格特点，等等，以致怨声载道众叛亲离，最终沦为孤家寡人而灰飞烟灭。“萨达姆就像马戏团里的一位‘大拿’，喜欢站到台子中央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玩战火。围观者有人拍手，有人喝彩，有人怂恿，他就越玩越来劲，想要玩出更大的花样来。不料三玩两玩玩昏了头，失手起火，伊拉克一片火海……”这样的评说，热闹又生动，形象而精彩。
　　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朱增泉用他的笔，导引我们扫描观照那些个笼罩欧罗巴的幸与不幸，支撑美利坚的意志与梦想，来自中亚细亚的暴力与鲜花，芸芸众生的痛苦，残暴武器的呼啸，战乱频仍中的呻吟，盛大的时间之河与历史之火。“像阿拉维这样一些投靠外国势力的流亡者，仰仗外国枪杆子回国执政，都会发现自己是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两边都被高墙封堵着。一边是美国主子，一边是伊拉克民众，中间那条小路窄得像‘一线天’，随时都有被挤扁的危险。为了求得伊拉克老百姓的‘接纳’，他们必须在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走钢丝。”(《临时总理阿拉维》)如此生动洒脱的语言俯拾皆是，足以化枯燥为丰润，化抽象为具象，使得文本拥有了某种可视性(visible)效果。《战争中的巨头们》说到美、英、苏“三巨头”讨论战后如何处置德国时写道：“西方大国的首脑都是学解剖学的，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将一些国家肢解，通常是由美国主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他们肢解了多少国家?德国、朝鲜、越南、巴勒斯坦、中国。除了越南和德国已经重新统一，其他被肢解的国家，伤口里都被塞进了纱布条，至今久久无法愈合。”于反讽陸语调中尽显文字的张力。《彼得堡，沧桑三百年》写道：“俄罗斯民族好像一位大个子中长跑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世界大赛，每次都从彼得堡出发，起跑时都雄心勃勃，往往前半程形势看好，但跑到最后都输了。它每次输掉了比赛都会不服气地说：‘重来!’于是，它又回到起点彼得堡，从这里重新起跑，再次投入比赛，去追赶世界。”“回观俄罗斯历史，这个民族最大的优点是大气，最大的缺点是迟钝。它能干成大事，但干成大事以后，吃得肥肥的北极熊就会以‘大’自居，思想日益僵化，保守，固执，霸道，甚至可恨。终于一头栽倒，鼻青脸肿，又得从头来过。”评析的形象、鲜明、精当，举重若轻，质感强烈，仿佛触手可及，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和得体。面对这样的文字，谁还能说，朱增泉所写的，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美文”呢?
　　
　　对崇高美的追求，对健旺生命力的弘扬
　　
　　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范畴，崇高美或日阳刚美自来便为文人墨客所推重。一般来说，崇高美意味着巨大而有力的形式与内容，意味着伟大心灵的回声，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映射和彰显。文学艺术中的崇高，其主题往往是重大的，形象往往是雄壮的，读后令人惊异、尊崇、震撼。正如鲁迅所言：“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于一派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中，体现出的是对崇高美的认同和嘉许。康德也说：“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进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以及从巨大河流投下来的悬瀑之类景物，使我们的抵抗力在它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凡此种种，都揭橥崇高美的本体魅力所在。
　　对崇高美的追求和对健旺生命力的弘扬，在朱增泉散文中一以贯之。面对复杂敏感的重大历史题材，朱增泉往往擒纵开合，收发自如：“秦皇驰道遗迹仅存约一公里，缰绳一抖，我的思路冲出秦皇驰道，跑到大秦帝国的万里原野上去了。”(《秦皇驰道》)如是，一股雄健洒脱之气，在字里行间荡漾，《居延海》扫描西部的荒漠苍茫，纵横于寥阔的历史时空，大开大阖，磅礴充沛。旨在解读边塞文化的《边地散记》，更显示出开阔的思维方式和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朱增泉多次涉足边关哨卡，攀越高山大漢，在对奇丽的自然景观的摄取中解读古代历史人物，让一己情感与古代英雄的刚性雄风契合共鸣。于是，在他笔下，“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打通西域威震匈奴的霍去病与卫青，出使西域创建奇功的张骞大使，出塞和亲的王昭君，投笔从戎的班超等，均虎虎生威，熠熠生辉。朱增泉饱含激越之情解读古人，同时也不忘审视当代人的精神格调与文化品性。《边地散记》中谈及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时，对于这位在马背上弯弓射日、追逐雷电的草原之子，作者亳不讳言一己的情感取向和审美选择：“我崇拜每一位搏击风云、开拓时代的历史英雄。”由是，其文本激荡着昂扬进取的情感波流，复糅以军人特有的血性和洞察力。在塞外草原之夜的溶溶月色下，面对年代久远的成吉思汗边墙，作者借景抒情，因物起兴：“无情岁月风雨，已使它湮没成广阔草原上一条微微隆起的土脊，连天碧草已将它和整个草原覆盖得浑然一体。但我毕竟看到了这条历史之墙，如同看到了那位沉沉睡去的射雕英雄，他正仰天静卧在月光下丝绒般柔软的地毯上，睡得那么安详。”于深情款款中，发散雷霆之力。的确，没有北方诸多强悍民族屡屡南进的烽火传檄，没有塞外凌厉漠风吹刮中原军帐旗幡，没有朔方哒哒马蹄唤醒中原城阙宫殿内的雄性活力，中原腹地又怎会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怎会有秦始皇连缀万里长城的大气派、大手笔，汉高祖亦决计唱不出大气磅礴的《大风歌》。——对此，我想，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鲶鱼效应”吧。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孟郊：《赠郑夫子鲂》)朱增泉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切磋，在一派议论风发夹叙夹议中建构起自己的精神维度，形成特有的散文气场。他谈历史，论文明，笔力稳健，从容道来，从未沉溺于连篇累牍的史料堆砌和公共结论的无趣转述；其抒情遣怀，叙事状物，写来往往风生水起，浩浩荡荡，在一派朴实自在的状态下，汇成笔意潇洒的话语狂欢，不见刻意张扬，更不凿空强为。无论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还是对死亡与生命的追问，朱增泉的文本均流溢着阳刚之美。《草原之夜》里，那牧羊犬的吠声，蒙古包内漏出的雪亮灯光，烈酒，奶豆腐，灌血羊肠。大盘的手掰丰肉，各式各样的草原食品，连同浓烈的酒香、肉香、奶香，汇成迷人的气息，读来不由大呼过瘾。《兴隆山》是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致敬之作。《大漠诗魂》聚焦阳关、玉门关、楼兰三处遗址和王维、王之涣、王昌龄三位诗人，藉此凭吊不朽的诗魂，歌咏雄强的伟力，追思盛唐图景，缅怀血性昂扬的气象。还有专谈西部水患的《喊叫水》，沉痛，苍凉，忧患深广。朱增泉虽出生成长于锦绣江南，却对苍茫西部情有独钟。《秦俑随想》、《青铜人像》、《西夏古塔》、《看贺兰山岩画》、《荒凉城堡)诸篇，尽展西部世界风神。作者与名山大川兴寄往東，对历史古迹深情抚摸，在实地考察的行走中，完成了一篇篇田野笔记式的美文。
　　朱增泉的西部文本，这是阳刚之气的弘扬，这是西部精神的放歌。依稀的征尘，微茫的足印，残垣断壁的碎片，亘古绵延的青山；作者以灵动雄健之笔，让那些改变过疆域的名宇，那些拓展过版图的声音，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面容，让无数恢弘的面影从时间的深处逐一浮现。我们沿着汗青的大堤一页页走过，谛听一个个王朝随大浪而去的涛声，在血液的上游，祈祷上古钟声的莅临；于是，活在灼热记忆顶端的我们，和亡灵对话，与星辰握手，沐浴披照万物的天光，站在时间的坐标上，犹如星宿镌刻于天幕，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座纸上的山峦，映照着饥馑年代和串福时日……漫漫大漠，弥天黄沙，丝绸之路，敦煌壁画；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粗犷大气的自然景观，绚丽多彩的异域风情，使中国西部有了硬朗的骨架，丰瞻的血脉。中国西部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内涵，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神秘诗性和神奇密码，裹挟着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历史与现实的交映，生成全新的西部精神。
　　朱增泉借西部散文一浇块垒，尽抒豪情。西部在他笔下，因了倾力演绎而更显博大精深，气势恢弘。《漫游河西》中，作者游走于酒泉、敦煌、武威、张掖之间，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感受历史文化，寻觅其中的诗性和智陸。在万里长城这根琴弦上，两干多年间弹奏出的都是同一首古歌：问天下谁主沉浮?而长城如同一道处处渗漏的大坝，总也挡不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历史之潮。至《边墙》诸作，一种天地苍茫之感扑面而来。作者眼中的斑斑陈迹，人事风物，莫不气象雄沉。“匈奴人虽然被秦始皇暂时阻隔在万里长城之外，但他们在大草原上骑马驰骋积聚的力量并未耗尽，他们逐水萆而进的意志并未消退，他们是一股从北方干早高原上倾泻下来的历史之潮，遇到万里长城的阻挡，便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这道高筑在山峦峰巅的长长堤坝，激溅起阵阵浪花，使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剽悍的匈奴骑士们这股汹涌的南进之潮，就像泻下的瀑布不会倒流一样，在他们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耗尽之前，是决不肯回头的。”(《西域之旅》)，字里行间，荡漾着非凡的动感和气势。《西域之旅》推崇强烈的探索欲和求知欲，像一代雄主汉武帝和旷世英才霍去病，均身处开拓疆域的大时代，彼时代特有的狂飙雷电式的战争风云，飞扬着大中国的精气神。文中处处可见对大气魄、大精神、大风骨、大力量、大气象的呼唤，雄性主力的弥散，表明朱增泉并非徒好大言的书生，而是拥有骄人军旅生涯的辛弃疾式的人物。
　　朱增泉笔下屡屡显影的汉武帝刘彻。是个奇特的君王。“武帝以十几岁执政，统治中国的年代超过半世纪。这是一个充分表现浪漫精神的人物。他的一生，简直像一部剧本。”李长之先生还称汉武帝为中国的亚历山大：“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秦皇汉武的后代》写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巩固中央政权，还南收百越，北逐匈奴，经营西南夷，平定西羌，开拓西域，东定朝鲜，其所施展的雄才大略尤胜秦始皇一筹。文中感慨的“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正是一种大胸襟的映射，对民族复兴的呼唤，在他笔底跃跃不已。由是，朱增泉的文本复原了理想的古代人文图景：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黄金时代的气象，浪漫精神与异域情调。《彼得堡，沧桑三百年》同样表现出对于一代雄主彼得大帝人格魅力和胆识气魄的崇仰之情。
　　朱增泉善于在大起大落的历史背景中反映悲壮的历史人物，笔下展现出种种惊心动魄的坚韧与美丽。四万余言的《遥远的牧歌》，是一篇真正的行走散文，泼洒着浓烈的激情，贯通着澄明的理性。全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映照中，表现二百二十年前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的壮举，融汇着对历史、文化、军事、自然、人生的思考。“古代蒙古族的远征史诗，由成吉思汗在肯特山挥鞭扬蹄奏响第一个音符开始，驰骋纵横，所向披靡；之后，它时而激越，时而低回，越过了五个多世纪的苍茫时空；最终，由渥巴锡将一个悲壮句号画在了天山深处……”为了部落的生息繁衍，部落首领渥巴锡毅然决定武装起义，举族踏上九死一生的万里东归路，用鲜血、意志和胆识谱就一曲恢弘的英雄史诗。作者旁征博引，索颐钩沉，在抚今追昔中，追怀东归英雄魂系故土的心灵史，以诗性的笔触复原土尔扈特人艰难流徙的历史画卷，勾勒出牧歌时代的英雄形象，既具强烈的忧患意识，又不乏通达的人生态度。“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像写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那样，朱增泉钟情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事物，其行文亦庄亦谐，议论风发，时时表现出对崇高美的推重。他善于选择高山大川、险石飞瀑、狂风暴雨等自然界中的崇高对象予以观照，也善于选取那些在狂飙突进的大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军政文化巨子深情言说，由之汲取历史的伟力。
　　
　　纰漏和不足
　　
　　朱增泉散文的纰漏和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如，一些文本的内在品质不够纯粹、文体特色不够鲜明，部分篇章的文学性艺术性尚待强化；而行文中出现的一些舛误、硬伤等，亦不容忽视。
　　《振长策而御宇内》写道：“司马迁有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他看来，秦始皇无疑是一位有大作为的帝王，但在诸侯纷争的局面下，要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大事业，秦始皇本事再大，仅靠他一代人的奋斗，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个历史使命的。司马迁在这里明确指出，在秦始皇之前，秦国就已经过了六代人的不懈奋斗，秦始皇是在‘续六世之余烈’的基础上，才干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事业。司马迁分析问题，往往入木三分，见解独到而深刻，这又是一个显例。”此处引文“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并非出自司马迁手笔，而是出自鲁迅称之为善写“西汉鸿文”的汉初文学家、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奏始皇本纪》云：“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其下所引则为《过秦论》全文。可见，作者是把《史记》中司马迁引用的贾谊的文字当成司马迁自己写的文字了。接下来文中的“司马迁说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就是从秦孝公起算的。秦孝公抱负远大，司马迁对他评价极高，说他‘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此句中的两个“司马迁”，都应置换为“贾谊”才是。看来，作者在读史时还是流于粗疏，来不及认真消化就囫囵吞枣了。
　　《战争史笔记·三代秦王的宏图大略》写道：“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及至秦王(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丰内。”’后面接着又说：“司马迁在(秦本纪)中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不是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此处引文，仍然把贾谊的话错误地当成司马迁的话，且《秦始皇本纪》和《秦本纪》两处名称不一，应据实统一为《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是第一位详细论析秦帝国速亡原因的伟大史学家，他就此写下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史论名言。从司马迁分析秦朝速亡原因的字里行间，可以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太史公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心情，在评说秦始皇的大得大失。至于秦始皇的继承者秦二世，在他看来则已‘本末皆失’。司马迁的这种遗憾心情，突出地表现在他论述过程中提出了一连串的‘假设’。”(《秦皇驰道》)此处的格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并非司马迁原创。何况此处司马迁所转引的，仍是贾谊《过秦论》中文字：“野谚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据此，说司马迁是“第一位详细论析秦帝国速亡原因的伟大史学家”，当属错误结论。
　　“秦始皇‘东向扫六合，挥剑决浮云’，开创了中国空前统一的大格局。”(《中国西部》)此处李白诗句引用有误，原句应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第三首)再如，“白骨，是中国古代军旅诗中的常见词汇。只消随便翻翻任何一本唐诗选，边关荒野间的战亡者白骨便俯拾皆是。如李硕的‘年年战骨埋荒外’……”(《长平之战》)这里提到的“李硕”应为“李颀”，系盛唐边塞诗人，该句出自其名篇《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寻访赵王城》中，“春秋时，东吴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子便指出……”此处“东吴”应为“吴国”，因“东吴”专指三国时期魏、蜀、吴之“吴”。
　　朱增泉的部分政治散文虽一气呵成，热情流畅，但限于种种原因，难见新的突破，和他那些挥洒自如的历史散文、边塞散文及国际题材散文相比，颇有不如。如以追思缅怀林则徐为主旨的《同庆毋忘告林翁》一文，之所以流于平面化和平庸化，乃在于缺乏新鲜的信息激活思维，如同公文报告般平铺直叙，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亮色和突破点，少了某种期待性价值。比之麦天枢、王天明1990年代问世的富于思想启迪和审美冲击、蕴含着丰富信息量的长篇纪实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相去颇远。此类应景之作，妨碍着作者由散文名家向散文大家的迈进。
　　毋庸讳言，愈是当下的、愈是与现实中国关系密切的军政名流，愈难评说。《彭大将军》历数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和军政地位，褒扬了彭德怀的赤胆忠心，铁骨铮铮。“长征是炼金炉，毛泽东是炼金师，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万里长征中炼得的金块之一。”句式的提炼颇似另一当代散文家梁衡，而无梁衡的苦吟雕琢；“抗美援朝战争，林彪生性狐疑，顾虑多端，托病不去。于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请彭德怀挂帅出征。”这样的评说，实属入云亦云的大路货色和公共言语，难见个体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彭德怀忠心对曰月，赤胆照乾坤。……性格铁石其表，炽热其里。彭德怀为革命出生人死，征战一生，功勋卓著。”“彭德怀是中国第一号硬汉子，铁骨铮铮，铁面无私。”此类话语固然形象准确，却不免流于模式化、脸谱化、绝对化、片面化和外在化，未能揭示出入物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看不到人物心灵的挣扎与搏斗，血肉之躯应有的犹豫、彷徨、苦闷、压抑等多变的心理特征都被遮蔽了，说了等于白说。文章总体看来更像是事迹总结，感情炽烈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通篇不脱溢美褒扬，缺了必要的深度思辨。其中涉及时代风云的评述文字同样显得缩手缩脚，驻足不前。这也许是朱增泉本人限于现实身份不便自由言说之故吧。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重复既有史料定论，冗于铺叙而缺少新见，缺乏超越情怀，是这类文章的通病和软肋。这当是一种先天性局限。至于写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统帅》，更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读来不出常人所思所想。这类政治散文，因了缺乏较为个陸化和人性化的主体视点与探索勇气，未能有效地开拓出必要的弹性空间。——相比之下，朱增泉那些国际题材的文本，总体上做到了展放自如，评说自由，不虚美，不隐恶，处理颇佳。
　　朱增泉还有部分篇章流于说教和训诂。如“霍金现象说明，超越绝望，才使人生变得辉煌”(<超越绝望》)。这类文字，总体感觉是无趣大于有趣。写杨利伟的《飞天记》，也因偏于时效性而影响了文本的美学价值。《我惦记着两位西部士兵》写作者与两位转业回到偏僻落后的西部家乡的少数民族士兵夏拉和英扎的友谊，叙述自然，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浓郁。如写到两位战士提干后，第一次结伴回西部家乡探亲，夏拉回家在本村谈了一个对象，结果女方的姐姐也对夏拉一见钟情，表示愿意和妹妹一起嫁给他；英扎回家时哥哥已结婚，老人对他说，哥哥的妻于也是你的妻子。这样的闲笔，有趣而有力，读来解颐。文章着意于如何帮助少数民族战士接受现代文明、如何培养他们在部队锻炼成长，由此指出闭塞是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但文章的问题也正在于一味津津乐道于以汉文化和现代文明指导彝族同胞实行“人畜分居”、养成讲卫生的习惯等等，作者姿态的居高临下是毋庸置疑的，带有某种天然的文化优越感；在对问题的观照论述上则流于单向度和程式化，视角呆板，缺乏思辨，唯现代文明马首是瞻，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度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