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色·戒》与日据上海的影像还原

摘要：有关沦陷上海的历史，在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上海史研究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2007年导演李安首度改编华文世界深受影响力的女作家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大胆地将日据上海时期女间谍色诱汉奸的故事搬上银幕，电影一经问世便在华人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并斩获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多个知名奖项。本文基于电影《色·戒》对日据上海镜头细节的捕捉，通过分析电影中对市民生存形态、上海都市文化以及沦陷电影业的表达，努力为读者还原一段近乎真实却又压抑的历史。

关键词：电影 《色·戒》 日据上海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了中国大陆版图内一处“沦陷”的所在，这座城市的沦陷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到1941年12月，即历史上所谓“孤岛”时期，第二阶段从1941到1945年，也就是日据时期的上海，关于后一阶段，因为相关资料的匮乏与政治问题的敏感，一直为研究上海史的大冷门。种种限制使得日据时期的上海变得模糊与暧昧，电影《色·戒》描绘的的上海（1942）正是那个特殊年代基于影像化的还原与表达。影片用大量细节表现一个时期上海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镜头跟随者主角游走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从中一窥其畸形的商业繁荣与城市文化，最后，导演不忘在电影里穿插戏中戏，将观众带入一个电影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号称“东方好莱坞”的上海。只是一切的背后又撇不开大环境下压抑的现状，直至地狱般的上海迎来光复。难怪作家龙应台观摩《色·戒》后称赞：“李安还原了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

一、生活点滴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日，驻沪日军由北向南占领了整个租界，原先的“孤岛”再也不复存在。日军的政策使得全城笼罩在一片压抑与黑暗的氛围中，人们不得不忍受着一个新的异族统治的政府以及战时情况下种种条款的制约。电影通过寥寥数个镜头便揭示了处在沦陷最严重时期的上海生存状态：日军在所有重要道口都设了关卡。一辆汽车绕开街头被枪杀的两人，缓缓驶过和平饭店。饭店门口，城市里依旧没有消亡的娼妓业异常活跃，来自白俄或东欧的妓女当街招揽生意。关于被枪杀的二人，极有可能是抗日的革命志士，他们是国民党特务与汪伪政府特工“博弈”的结果，炸弹、绑架与政治暗杀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这也与电影的主题不谋而合。

普通市民当然不会参与其中，他们只希望自求多福，在这座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社会腐败的城市里苟延残喘地活命。若是出门，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否则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若是经过关卡，则必须对日军岗哨鞠躬致敬。电影开头出现了一位身着长袍因不愿鞠躬而被强迫下跪进而招致毒打的人，估计是一位有骨气的知识份子。此外遇到政治突发事件，封路是常事。这时某个地区就会被绳子围起，直至可疑分子被捕，当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普通市民，有的人只想快点回家烧饭。

从“孤岛时期”，日军逐步对上海实施经济封锁，切断了从内地和海外供应的大米和其它重要物资，市民一大早竞相排队购买大米成为特殊时期的一道景观，就连那些看不起家务活的男士也会帮着家里排队领配给口粮。从米店老板称给主角的米量来看，这种凭票供应的政策根本不够维持居民日常消费的食量。镜头带过一片肮脏的躺满难民与尸体的街道，进入主角生活的居住环境—典型的上海“石库门”：上下两层挤满了多户人家，邻里间相互缺乏隐私。此外，亭子间里的一位女户主供奉着一尊菩萨，通过上香、叩拜这一细节，笔者认为恰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般：仍将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迷信封建却又无可奈何。

这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

如果说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么城市中为数极少地特权阶层则享尽了荣华富贵。电影开头打出的一行字显示这里是汪精卫伪政府长官官邸，接着女佣托着盛满精致点心的餐具缓缓上楼。麻将桌上，几位官太太“眉来眼去”，暗中较量。其中一位太太恭喜另一位太太的先生高升，而这位太太却认为不过是管大米的官，没啥了不起。此时的上海物价飞涨、大米紧俏，如前文所述普通市民只能限量配给，而就是这位粮食部长的太太，衣服上别着一条时尚的金链子，正如张爱玲所形容：“确是豪举。”吹捧完别人家先生，她们把话题转移到这回该由谁请客吃饭、上流社会的物品价格进而把目光投向手上佩戴的钻戒克拉大小，特权阶层的生活一览无遗。相互攀比成为一种时尚，打麻将反而成了这场比赛的附庸。开场的这一幕，微观地显露出张爱玲叙事的整体情节：人人各怀鬼胎；牌桌上，大家内心各有算盘，没人相信房里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她们的关系，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与社会责任上，所以她们无法表露真实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虽然表面上她们说的话肤浅而无深意，但必须以话中有话的方式沟通，对彼此做出恶意的攻击（以幽默掩饰）与争取地位至于易家住所，门外不仅有大批荷枪实弹地特工驻守，就连后门的对花大窗帘在战时也是一件稀罕之物，它遮蔽着易家里里外外，也隐藏着每个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情感。透过窗帘，易家别墅处处灯火通明，易先生的书房内珍藏着大量名贵字画、奇石与扇面。虽然墙上悬挂有孙中山的大幅照片，这似乎是在证明沦陷时期中国的傀儡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汪伪政府才是孙中山民族解放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但这一切不过是对外宣传口号的说辞，奢靡的背后这些做了汉奸的高官兴许与普通百姓一样，诚惶诚恐地度日，迎接自己未知的命运。

二、都市文化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因其便利的地理优势与国人爱恨交加的租界历史日趋成为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市，并于30年代达到顶峰。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即便在战时，上海也是沦陷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汪精卫政府控制的最大城市。日军的经济封锁也没有消灭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那些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百货大楼、咖啡馆、电影院……象征着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

《色·戒》中的上海试图努力贴近历史中的沦陷之城。上海车墩影视乐园，李安在这里复原了1942年日据时期地部分南京路，伴随着叮叮的声响，电车缓缓驶过路东永安百货门口，远处就是二十二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刺杀前夕，女主角一身西方女间谍的打扮，宛如准备上场的演员，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路口，原本热闹平和的街道实则暗流汹涌。她先走进那家著名的凯司令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而后钻进易先生的汽车，去珠宝店取做好的钻戒，当六克拉鸽子蛋戴在王佳芝手上时，她终于动了真情，全然混淆了自己的多重身份。有意思地是行动失败后，主角既没有急于逃跑，也没有按原先的要求自杀，失措的她只是走向旁边一家商店的橱窗驻足观赏，华贵的木制模特身披最新款西式服装摆出各种姿势，在华灯初下的上海显得格外注目。主角仿佛还留恋刚才那含情脉脉的一刻，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任务，足见这些西方舶来品带给人物的巨大冲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在民众中流行一种享乐主义的情绪。过度压抑的环境使得人们希望通过娱乐缓解疲劳，忘记战争生活的不幸。打麻将是一种普遍地方式，那些官太太们玩，寻常的民众也在简陋的居室里搭起桌子（女主角的舅妈）。此外，传统的戏曲文化依然在这个中西杂融之地占据一席之地，尤得这些所谓“上流社会”人士的垂青，她们可以在百货公司大肆购物，也可以围坐在一起静心品味一曲苏州评弹。这些高档场所都有特工总部的人保护，普通民众自然无福消受。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常消遣：分布在城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与橱窗似乎有相同之处，在都会现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关沦陷电影的描述，在下文会有详细说明。

三、沦陷电影

早在民国时期，上海就有“东方好莱坞”的盛名。中国的电影从上海起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同成长。30年代是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大量优秀的国片问世，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大众都市文化。但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上海的电影业遭到极大破坏，拍摄场地与设备悉数被战火摧毁。“孤岛”之后，游离于日军统治外的租界被日军占领。此时，大部分影人都已离开上海或南下香港或辗转内地，留下的人不得不为生存考虑被迫加入日军与伪政府的电影公司，与预测的不同，电影业在沦陷上海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日据期间为节省资源，商店与工厂都提早关门，居民的日常供水供电时间一度缩减，惟有电影院仍然在放晚场电影，院内院外“夜夜笙歌”。 电影院提供了营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一个弥合高雅文化和消费主义之间沟壑的机会。这种新的类似于橱窗购物的观赏方式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上海是一座等级城市，电车上的头等车厢经常被外国人占据，电影院也不例外，那些装修豪华、放映西片的首轮影院多为租界内的高层人士光顾。电影里行刺易先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平安大戏院，在张爱玲笔下，它是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也是重新进入间谍世界的王佳芝与昔日恋人密会的地点。张年轻的时候是位影迷，曾为一本外国人办的电影杂志写过国片影评。电影《色·戒》是基于原著的二度创作与影像还原。作为导演，李安特意在剧中穿插戏中戏，不仅向张爱玲致敬，更是向上海老电影致敬。电影里出现的一部沦陷电影《博爱》（1942），足见导演严谨的考据功底。

李安用电影重现老上海的都市文化风貌，也通过它揭示时局政治。作为一种全新地视听媒介，日军占领上海后便迫不及待地利用电影进行宣传“新东亚秩序”的工具。由中华电影股份公司出品的《世界电影新闻》时常穿插于正片之前或中间，日方宣称在过去的五百年间，亚细亚饱受了英美的压迫，全亚细亚民族到了现在方才挣脱了锁链，得到了自由，亚细亚正要回到亚细亚人的手里……而这些在放映正片时突然“加塞”的宣传片往往又被整个大厅的抱怨声所淹没。194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对外，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多次受到重创，这种情况在这一年的中途岛战役中日渐显著；对内，上海的空气里处处弥漫着一种焦虑与不安，这种不稳定的时局首先在日军驻上海的大本营虹口区内初露端倪：餐馆中脸部受伤的日本军官失声痛哭，借特务头子易默成的话说：“鬼子杀人如麻，其实心里比谁都怕，知道江河日下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跟着粉墨登场的一班人还在荒腔走板的唱戏。”易先生又何尝不知自己的处境，电影没有揭示易先生的结局，虽然他私吞了美国人的一批军火妄图与重庆政府交易希望来日“弃暗投明”，但这种左右逢源、忠奸不明的多重人格向来不被传统国人所接受。1944年10月，汪精卫在日本接受两次手术后死亡，汉奸政府面临瘫痪。日本宣称的大东亚文化新时代永远无法到来了，沦陷数年的上海终于在南京路跑马场广播俗仁天皇投降之后迎来了光复。

易先生们如蝼蚁般的生活、困窘畸形地商业传媒文化以及底层艰难生活的普通民众，都在一曲《天涯歌》的拷问中催人泪下。日据时期上海的真实状态在李安的镜头下得到真实再现，作为难得的几乎真实反映特殊时期的影像资料，电影的意义尚且为止。相信今后随着更多资料的解禁，人们会以一种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去思考那段动荡、多情又旖旎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柯玮妮.《阅读李安》[M].黄煜文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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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M].刘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4]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M].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拾以舟，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