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诗评家研究

五四伊始，新诗写作者就担负起了解读新诗的职责，不少还被后人传为文学佳话。“中间代”诗评家自然遗传了前辈的“美德”，他们或者年轻时紧跟缪斯的步履，后转向诗歌批评，或者身兼二职，活跃于创作和诗评的两端。这批执教于高校，活跃在诗坛的诗评家人数可观，且处于“当打之年”，其中包括了罗振亚、张清华、张德明、赵金钟、马永波、臧棣、敬文东、汪剑钊、周瓒、向卫国、杨四平、谭五昌、赵思运、吴投文等人，他们不但于各自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而且直面当下诗歌现场，为同代诗人立言，形成了独特的小群体生态圈，从诗歌的接受与反馈方面，诠释着“中间代”的诗艺理想。

一、坚守批评家的理性与锐气

有人曾说过，不会写诗的诗评家不是好的诗评家，但是，大多数诗评家由于长久地驻足学理的天秤，渐渐痛失了写出好诗的羽翼，只能将诗性的语言和感怀寄托于诗评之中。与诗人相比，他们若想立足诗界，并把学问做精、做深，则需要更多沉潜、积淀与历练，要有十几年如一日，把冷板凳坐热的耐心和毅力。也许是历史弄人，“中间代”诗评家与“中间代”诗人的生长周期“不谋而合”。他们经过1990年代的韬光养晦，新世纪与同代诗人一起杀出重围，获得了广泛认可，而特殊之处在于，置身当代诗歌现场，“中间代”诗评家不仅要有敏锐的嗅觉，良好的审美修养和理论内蕴，更要具备批评家的独特眼光和批判锋芒，从而针砭“诗”弊，发现蕴藏在诗歌史内部的某种规律性的诗写经验，才能为当代诗歌点亮航行的灯塔，博得诗人的尊敬。

学理储备是批评家立足学术界的底线之一，正值青壮年的“中间代”诗评家对新诗自然少不了理性的认知和整体脉络的把握，一本本颇具理论素养的学术专著，一篇篇钩沉诗歌状貌的文章，奠定了他们在诗歌研究界的地位。作为先锋诗歌资深的批评者，罗振亚教授谙熟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他于变动不羁的历史风云和诗派林立、诗人浩繁的百年诗史中，长期把持理解先锋、阐释先锋的要务，实属难得。例如，其关于现代主义诗潮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就较早有意识地关注起国内现代主义诗歌的运行轨迹，通过对大量诗人、诗作的个案剖析、流派的综合比较和精检细察，洞悉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过程中此消彼长、交错递进的隐性结构，进而探究各大诗潮的内在连动关系和嬗替规律，复现了现代新诗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变动不居、聚讼纷纭的探索史。在风云际会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国内外各种思潮轮番上演，如果要澄清、梳爬出新诗发生、成长期的历史图景，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摒弃狭隘的学术视阙从全局高度鸟瞰新诗兼容并包的写作趋向，还应该承继“中国向来的魂灵”（鲁迅语），以“民族—世界”的学理容量，审察新诗“蝉翼”的纹理。罗振亚先生的《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便是一篇具有上述“气质”的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力作。先生把“小诗”与东瀛俳句的姻亲关系作为探查新诗草创期繁复地质的切入点，于中日两国的现代文献中翻检出俳句对“小诗”的“遥感”作用。先生推翻了惯性的研究定势，复原了“小诗”兴起、发展、衰亡过程中历史的本来面目，“严格意义上说，‘小诗’的本质不是源于两翼，而是一翼，那就是俳句与和歌，至少是主要源于俳句与和歌。因为周作人当时置身于‘小诗’运动的混沌之中，缺乏必要的审视距离，忽略了一个必须引人注意的重要事实：若追根溯源，曾被许多人奉为小诗影响源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其艺术故乡同样在日本的俳句。或者说‘泰戈尔写小诗，也是受日本俳句的影响’。”①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打破了人们对“小诗”的传统认知模式，归纳出“小诗”向俳句“借火”的美学渊源和神似特征，这不仅要深谙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和诗学矿脉，而且还要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力，更重要的是葆有对新诗问题锐敏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唯其如此，才能顺理成章地采撷到“诗性之花”。

众所周知，罗先生的新诗研究从“现代方向”起步，但也正因为其对现代诗潮灵敏、全面且富有深度的掌控，才使现代新诗如同一面镜子反照出了当代先锋诗歌的发展逻辑，从而凝合了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绵延起伏的律动脉搏，这是一位资深的批评家理应具有的恢宏视野。像罗先生另一部经常为人称道的专著《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先锋诗歌》），就是其当代诗歌研究结出的硕果。著作呈现了先生一以贯之的诗情、才情与理性交相混融的诗论风格，他用缀满诗意的语言“拨动经典的风铃”，在当代诗歌研究界率先开启了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的滥觞，以断代史的方式展示了当代歧义丛生的先锋诗坛以及诗人们文本的先锋实验性和精神的反叛解构性的特征，发现了隐藏其间的“叛逆线索”。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罗先生虽然活跃于人情繁多的当代诗坛现场，偶尔亦与脾性相投的诗人“煮酒论诗”，但是身为先锋诗评家先生自始至终地秉承独立、客观的批评立场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专著中充满理性的光芒和批判的锐气。

始终恪守“与先锋对话”的“在场”身份，对于任何诗评家来说都将面临“落伍”的威胁，这是挑战“先锋”的极限。“中间代”诗评家却二十余年如一日，独自品味、谱写了属于自己的“问诗录”，坚定地仰望缪斯的光晕。罗振亚先生致力于“新世纪诗歌研究”方向的挖掘已经多年，他紧跟诗界的前沿话题和诗学动态，与时俱进地筛选、整理、评判新世纪“进行时”中的诗歌生态，为后来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像罗先生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力作《在热闹与沉寂中蓄势——新世纪诗坛印象》（《诗探索·理论卷》2010年第3辑）、《沉静中的悄然生长——2010年中国诗歌观察》（《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荣获中国2011年度《星星》诗评家奖，《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新世纪少数民族诗歌的精神向度》（《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等等，均以诗性的言说、理性的观察、缜密的思考和成熟的文风拍摄下当下诗坛的鲜活画面。其中对诗人的定点爆破、诗作的微观细读、诗艺的独到理解、现象的本质觅踪以及对诗歌整体诸多弊病的揭示，全部堪称绝佳的诗论范本，收录了众多妙思灼见。

二、专著、文章中的“中间代”

“中间代”诗评家对“中间代”诗歌的论说，并非同代人的自说自话，由于其特殊身份和文化背景，遂更易理解“中间代”诗人的精神内理，进而精准地描画“中间代”的诗人群像。据笔者考察，2011年已有两部理论专著为“中间代”诗歌开辟专节、专章加以阐述，分别是湛江师范学院张德明教授的新作《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浙江传媒学院赵思运教授的专著《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扫除了“中间代”诗歌进入诗歌史的羁留障碍。②

而回首罗振亚先生的专著《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可以看到，其早在“中间代”命名诞生之初，便有意开始书写同代诗人的卓著功勋。先生将“中间代”诗人以个体形式嵌入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地貌之中，发现并细致释明了其展现的诗艺特点和先锋走向，像伊沙、马永波、安琪、西渡、宋晓贤、徐江、侯马、宋琳、周瓒、贾薇、朱文、臧棣、桑克等诗人都曾被罗先生“点名”论及，当然专著中还包括更多广义的“中间代”诗人。正是他们与留守诗坛的“第三代”诗人一道支撑起了1990年代贫瘠的诗歌现场，他们是破译先锋诗歌“历史中断”之谜的钥匙，也是市场经济占主流话语的时代修复断裂诗意的“苦行者”。罗振亚先生面对商业化社会造成的诗人“出逃”和先锋沉落时，心情是沮丧的，而正是“中间代”这批更为年轻的写作者，让先生看到了当代新诗的出路——“个人化”的“此在”诗学，“诗人们普遍感到真正的自我应该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个人，真正的诗歌应该放弃诗歌是什么的诘问，真正的个人化应该以‘个人历史谱系’和‘个体诗学’为生命支撑；所以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向本质上属于个人的诗歌本体回归，遏制社会抒情，不再问为什么写作，不再为既有的秩序写作，不再借助群体造势，而注意探究个人生命体验里存在着的写作可能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喜好和诗歌观念写作和集体命名无关。”③从“个人化写作”的翩然莅临到晋级为诗坛风尚，“中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及物”写作、叙事性、戏剧性、互文性等诗艺综合能力均为罗先生津津乐道之“手艺”，哈尔滨的桑克和马永波便以此专长成了先生专著里的常客，像桑克的《公共场所》便取缔了玄妙空泛的大词，沉溺于世俗世界的人情冷暖，聆听那细琐平淡又真切感伤的生活乐章。罗先生仔细回味诗作的每一个音符，探听诗歌流入“现时”的密道，从中证明了“个人化写作”包蕴社会历史语境压力的能力；马永波的《电影院》也是先生钟情的佳作，其包容性的写作技巧，熔小说的笔法和散文、随笔的叙事资源于一炉，使文体混响杂糅布满了事件化、心理化、情境化的因子。“中间代”对先锋精神念念不忘，导致其在诗艺探索上走得最远，但是“不安分”的躁动，也使部分“中间代”诗人被裹挟进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论争中，掀起了诗坛持久的震荡，阻碍了其作为诗群浮出地表的时机。可以看出，罗先生有意将“中间代”个体诗人划入不同群体，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代际标准推导出诗坛整体的发展走势。

罗振亚先生的另一篇《凭文本支撑的精神鸣唱：“中间代”诗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则经常被“中间代”诗人所提及，许多“中间代”理论选本也将其收录，迄今为止，这是论述“中间代”最具学理性的篇什，呈现出了诗人们寻找诗性高地的坚韧跋涉过程。罗先生抓住了“中间代”诗人的潜隐、平和、沉稳等等性格特点，既强调“中间代”个体的独特感知，又全景式地扫描出了繁多的诗歌文本背后相似的技艺操作、写作理路和价值取向，肯定其艺术探索的实绩；并以同代人的“灵魂感”和精神认同感构建了诗人之间或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知其背后大致相同的精神旨趣。例如先生眼中，安琪的《庞德，或诗的肋骨》就是一首用语言思维的佳品，并从中过滤出了诗人精神思想的碎片：匪夷所思的语言秩序和超现实主义的因子遍布四处，流泻出了文本的“不和谐音”（胡戈·弗里德里希语），仿佛每一节诗章都可以独立成诗、抽取阅读，却又被诗人错乱的语言维系起来，违反了常态的思维逻辑，歧义迭出。由于长年“供职”于当代先锋诗歌的现场，加之经常调动、研读大量的诗歌文本，罗振亚先生遂精辟地概述了“中间代”诗人的艺术内蕴和精神气象，并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心灵与社会现实的龃龉和持守诗歌理想的艰难。

虽然罗振亚先生对“中间代”推崇有加，但是秉持批评家的良知和对艺术负责的态度，先生亦尖锐地指出了“中间代”诗歌的诸种缺陷，“它并未从本质上撼动以往的诗歌，在写作方向和诗学主张上，它同第三代诗的后期精神并无本质区别，其叙事化、个人化、日常主义的表征，在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前者写作策略的翻版和模仿；甚至他们尚处于没有形成强劲的总体氛围的散兵游勇状态，还没产生众望所归的大诗人、大批评家，80年代拳头诗人诗作少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困惑着他们；高扬差异性的负面效应，使它也失去了轰动效应，过度迷恋技艺也不时发生‘写作远远大于诗歌’的艺术悲剧”④。这种全面、深入、理性的“劲道”分析，避开了惯常的套话、人情话的当代诗论弊病，字字珠玑、鞭辟入里。可以说，正是通过专著、文章的隐性交流、切磋，“中间代”诗评家与诗人的关系才日益密切、成熟起来，两者最终构建起了“写作—阅读（理想读者）—批评（反馈）”的循环系统，诗人们深知一位优秀的诗评家对其写作的指导意义和对文本的阐释功能，“行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⑤相信，这便是“中间代”诗评家的职责所在，既深入同代人的诗歌纹路，勘察其诗作背后“精神山麓”的潜行走势，又盘旋之上如“鹰”般迅捷、犀利、冷静，形成一种集约束性和开放性于一体的批评空间。

三、立足“学院”、辐射“诗坛”

走笔至此似乎离题略远，关于“中间代”诗评家如何具体推助诗人“小群体”的发展还未论及，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诗评家的特殊身份使然，他们的学术生长周期普遍较长，只有年复一年的打磨好自己的功底，才能在研究界获得一席之地，进而得到大家（包括诗人）的首肯。如今，“中间代”诗评家已经稳居“学院”诗歌研究“掌门人”的位置，批评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逐年增强，他们正努力开启“中间代”的升空模式，将自身的热能反哺给诗坛。

罗振亚先生曾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为母校留下了一批专攻新诗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2005年调入南开大学，继“九叶”诗人穆旦之后，先生又重新让南开绽放“诗花”，和同道一起将“南开园”打造成了国内外新诗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多年高校从教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历，让先生发现了很多诗学命题和研究角度，这些均被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继承、发扬下来，像先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就几乎占据了新诗研究领域的所有要冲：有的侧重研究现代象征诗派、新月诗派、九叶诗派、1940年代中国诗坛、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现代城市诗学；有的着重考察当代诗歌地质，如中国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叙事性研究、1990年代女性诗学研究、新世纪诗歌研究、台湾“新世代”诗歌研究、中俄诗歌比较研究等等，不胜枚举。而掐指算来，罗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引入“中间代”已经有七个年头了，2005年，先生在哈师大讲授“中国当代诗潮”的研究生课程时，便大胆地启用了“中间代”这一命名，不但详尽地介绍了“中间代”命名的缘起、论争和意义，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间代”诗歌的代际传承、诗学特色和艺术维度，受之启发的学生不在少数，笔者更多蒙先生教诲，对“中间代”研究情有独钟。当许多“中间代”诗人，如安琪、侯马、唐欣、老巢、赵思远、潘洗尘、李少君、刘不伟等等得知罗先生默默为同代诗人所做的努力时，感动不已。这是诗人对诗评家遗失许久的信赖，是两者消除分歧与矛盾，共同组建良性、互动、多元的当代诗坛的美好开始，“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媒介的数量增加了。我们可以研究类似‘沙龙’的茶座、咖啡室、俱乐部、学会和大学等社会机构和社会交往作用……批评家变成了重要的中间人；一批鉴赏家、藏书家和收藏家也会支持某些类型的文学；而文学界人士的交往本身，就有助于形成作家或未来作家的读者大众。”⑥“中间代”诗评家以推广、批评、参与的方式加入了“中间代”的各个小群体，为他们在当代诗史中存留了一番客观、公正的估评，并相对较早地研究诗人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实验，钩沉出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当“学院”中的“中间代”诗评家走上了自觉评述同代诗人的道路，自然大大提升了“中间代”诗歌的影响力，“一部作品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作家的名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⑦，借助高校的学术平台，诗评家筹办了不少以“中间代”诗歌为中心的研讨会，旨在托起诗人们色彩纷呈的诗性天空。远的暂且不谈，单说2011年湛江师范学院举办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六届研讨会”和“陈陟云诗歌研讨会”，与会专家和诗人大多为“中间代”，像罗振亚、张德明、吴子林、吴投文、刘洁岷、向卫国、赵金钟、李少君、安琪等等。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便是“中间代”诗歌，国内南北两拨诗评家齐聚湛江师范学院，形成“中间代”诗歌研究的南北两极，遥相辉映、惺惺相惜。而距“中间代”命名在广东提出已经相隔十载，因此，这次会议也具有了纪念性的意义——正是2001年湖州师范学院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首届研讨会”，让“中间代”进入了研究界的视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中间代”作为一个后期整合的概念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由于“中间代”诗人和诗评家的“合谋”和强大诗歌文本、理论的支援，它渐渐博得了诗歌史的承认，被归入适宜的诗歌方阵，并陆陆续续地被编进了许多高校教材，获得应有的评价。

也许是“中间代”诗评家走得远了，人们似乎都忘却了他们曾经还是浪漫的诗人。近两年在一片温馨拳拳的怀旧声浪里，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出版了《诗歌与人·诗人批评家诗选》（2011年2月，总25期），将我们引回了诗评家的“诗坛往事”。罗振亚先生早年便已“挥手浪漫”，转而投奔新诗研究，但是当我们重温先生那一首首满载诗情的篇章时，不由得为先生的诗笔热泪盈眶，“不要偷掩忧郁的双眼/围巾挡不住冬夜厚厚的怅然/也许我太冷漠冷冷漠漠如岩石/沉沉默默沉默像星光黯淡/我怕怕涌动的情涛/冲毁前方并不牢固的堤岸/溅湿话语与足音织成的温馨/淹没玫瑰色的夜晚/我说过我们还会相见”（《我说过我们还会相见》）；“我们知道永远沿着冬天走下去就是/开拓就是希望/一个个季节的连续就是人生的漫长/我们都愿意是星斗不是星斗也无妨/人生就是走就是跑但不仅仅是闪光……只要我们还活着还会有方向/我们就要追赶冬天塑造冬天的形象”（《北极光》），两首诗都对生活满含真情，“不伪饰不做作”（龙泉明语），《我说过 我们还会相见》像是先生与往事的一场邂逅，散发出了朦胧、忧伤、恬美的气息，让身经诗行的读者不由自主地被那迷人的字句吸引，被细腻的情感征服，仿佛回溯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如歌似画；再看《北极光》，先生以黑土地男儿的豪情诗就了一片璀璨的极光，耀人眼目，冬季的寒冷、漫天的雪花、大兴安岭的火把和天上不变的星斗，是催生先生诗情的温床，是养育先生诗性的北疆，是先生魂牵梦绕的黑河、哈尔滨与黑龙江，这里留下了先生追梦的年代、珍存了先生守望诗歌的美丽愿望。可以说，正是曾经常伴缪斯左右，才让先生能饱蘸热血诗心，准确传神地勾绘出了中国新诗的峥嵘岁月。

“中间代”诗评家深居高校，却少有“学院派批评家”的文法笔调，往往才学与才情兼备，不仅拥有扎实、深厚的学理功底，而且常怀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批评家“感时忧国”之心。新世纪，他们渐渐成长壮大，以“为诗立言，为史做传”的勇气和责任专注于同代诗人的艺术天地，捍卫着诗歌的荣誉。

【注释】

①罗振亚：《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②虽然诚子诚、刘登翰编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2005年修订版）中提及了“中间代”这一抒情群落，但关于其具体阐释文字则相对稀少，语焉不详了。

③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1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罗振亚：《凭文本支撑的精神鸣唱：“中间代”诗歌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⑤[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86—8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⑦[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107—108、1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邵波，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