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林印象

　　柱林是热心人。去年春末，我去他任教的学校，见他在办公室忙得一头汗，有同事叫他：“柱子，这个事情……”他马上答应：“得，我去!”他更是个实在人。两年多前，他还在上海读博士学位，正遇上我们举办一个学术会议，来了好几百人，会务组忙得焦头烂额，就把他也拉来帮忙。有一天，掌灯时分，与会者都去饭厅了，空寂的主会场里，七八个年轻的会务人员风风火火、奔进奔出，柱林却蹲在门外一台饮水机旁，耐心地清洗出水口下面的水槽：一天下来，那里面积满了水。他的安静的背影，给我极深的印象。
　　在那一期博士生同学里，柱林堪称读书种子。他兴趣面宽，看得又快，书就读得很杂，几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这并非全是好事，因为不容易融会贯通，但在柱林，这却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他有自己的立场。一个新的思想流行了，他感兴趣，甚至也想跟随，但总会这里那里地发生一点疑惑，于是就偏着脑袋沉吟了：“这……”在我的讨论班上，柱林喜欢发言——他不是闷葫芦型的，但他不入云亦云。
　　这不全是因为读书。来上海之前，他已经在大学执教多年。他常笑指同学：“你们那时候太小，不知道!”他嘴里的“那时候”，常常和农村的贫困有关，他不止一次回忆小时候怎么吃不饱：“你看我长得这么瘦小!……”他因此常常强调自己体质差，尽管同学们都知道，他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好像还曾是某个校队的成员。不过，他确实吃得起苦，论文答辩前夕，突然阑尾发炎，他硬是忍着疼，一边打抗生素，一边填表格、理思路、参加答辩，还不忘换一件新衬衫——至少看上去是新衬衫。
　　大概就因为懂得人生的艰辛，爱读书、不无知，柱林很少表现出左派式的激进。我并不轻看这种激进，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激进每每与热忱和理想有关。但是，我同样欣赏柱林的犹疑，他不幼稚，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没法抹掉自己的记忆，因此也就忘不了那些印证、拨动或激活过记忆的文字。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革命一路艰难，那么多苦痛，那么多曲折，实在也不容后人健忘。当大家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前途何在的时候，谁记得往事，谁大概也就不容易再次迷路。
　　当然，对柱林——或者说大一点，他这一代学人——来说，还有一样与记忆力同等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对新状况的敏感。柱林还年轻，但年轻并不自动赋予人敏感，正如同年轻也不一定就不保守。社会一直在变，中国尤其变得剧烈，就拿文学来说，2010年的中国文学的图景，和譬如十年前相比，已经称得上面目全非。市场、互联网、文学和语文教育、“文学青年”、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条件，都快速地变化。批评家怎么去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及时准确地回应?能洞察这些变化背后的更深的变动吗?能由此对文学和更大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趋向，形成有力的介入吗?当一切尚未凝固、因而就还有可能的时候，即便只对作品有兴趣，批评家也必得要挣破种种狭隘习惯的束缚，在广阔的社会和人生背景上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地火已经被孱弱心灵的腐土压得很久了，该是剖开压抑、引它跃出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已经不只是关乎敏感，而是关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关乎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否年轻、是否关心文学——对共同命运的理解了。但我仍然把这些写出来，因为我相信，柱林是经常想着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