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转型期的湖北乡土诗
作者简介：刘川鄂，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兼区域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独撰并出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等著作，与人合著《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著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鲁迅、闻一多、张爱玲、现当代湖北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另有关于大众文化、足球、婚恋、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散论及散文创作近百篇，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
当代湖北乡土诗歌发展概观
所谓乡土诗，一般是指以乡村、土地、农民为抒情对象的诗歌创作。湖北自古就是一块诗的沃土，更是一块诗的热土。屈原诗的忧患意识、抗争品格与悲凉格调是这块热土上耀顶的太阳。屈原是荆楚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诗界巨人，他的伟岸人格和他所表达的文化精神，至今在湖北文学中传承不绝。
乡土诗一直是当代湖北诗歌创作的显赫领域。当代湖北诗人大都写过乡土诗, 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诗经》传统的诗教之美和田园抒情, 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掘首屈原诗学中的民生情怀和荆楚风韵，留下了不少佳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管用和、刘不朽代表了湖北乡土诗的发展方向，创作出优秀的湖北乡土诗，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们以江汉平原、鄂西山村风光，创作出水墨画、芦笛曲式的乡村牧歌。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湖北诗坛又涌现出一大批清新令人沉醉、沉重发人深省的乡土诗，湖北乡土诗人数量、诗歌作品在全国相当突出，刘益善、饶庆年、梁必文、谷未黄等都写出了精美的乡土情韵，湖北诗坛形成一个独特的乡土诗人群落，使湖北被公认为中国当代乡土诗歌创作的重镇。刘益善的诗质朴饱满，明显继承了“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奠定了他的乡土诗歌的基调。饶庆年的诗清丽雅致，他用多情而又细腻的笔调, 细密地编织着江南水乡的梦幻美景, 委婉多情, 清新秀丽。
世纪转型期湖北乡土诗以田禾、车延高为代表。田禾凭借着淳厚浑朴的诗风，深沉厚重的情感，质朴洁净的语言，熟练丰富的诗歌技巧，将湖北乡土诗歌引领到新的高度。车延高写诗路数较广，在政治抒情诗、城市生活诗领域都有不少诗作。但他最有分量的佳构，大都是乡土诗。此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乡土诗歌创作者都在这个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社会中恪守着一份孤独和寂寞, 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 共同铸造着乡土诗。
湖北乡土诗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尽管没有像湖北小说那样形成全国性的强大的冲击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不曾像湖北报告文学那样在新时期散文中独占鳌头；但它以其对现实的执著、对历史的沉思和浓郁的地域风情，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再现了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湖北乡土诗人对主体自我和客体对象的独特、独到的观察体悟和思考，刻画了一道鲜明的社会转型期湖北农村的发展轨迹。
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湖北乡土田园诗
（一）管用和、刘不朽
管用和、刘不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乡土诗的代表，他们以江汉平原、鄂西山村风光为背景，创作出大量具有浓郁牧歌情调的乡土田园诗。在形式方面，管用和几乎尝试了诗歌所能展现的所有形式：无论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古体诗或现代诗，儿歌、山歌，小诗、长诗，他都有所涉猎并时有佳作。他力图在乡土与自然中创造出更深沉而亮丽的美。
刘不朽六十年代步入诗坛就以乡土诗的特色而为人瞩目。诗人深入山区，采集民歌以寻求诗歌所需要的营养。长诗《金翅鸟》、组诗《歌满山乡》、《三峡风景线》、《三峡之恋》等，是鄂西山区和三峡的系列风情画，构思新颖，色彩明快。
但是，八十年代以前湖北乡土诗歌往往只落在乡村的风景和农民的劳作之上，并没有向内里渗入，诗歌缺乏对农民生活中的困境和苦难的揭示，因此在诗歌内涵和力度上显得薄弱。
（二）王老黑、黄声笑、习久兰
王老黑、黄声笑（孝）、习久兰也是同时期不可忽略的农民诗人。但他们的大多数诗歌烙上了一体化时代极左文风之印痕，和时代贴得过紧，题材偏窄，体裁受限，其作品的时代含量和审美含量也大打折扣，其影响力也就日渐稀薄。
二、八十年代的乡土忧思诗和江南水乡风情诗
如果说管用和们以怀恋沉迷乡土来慰藉心灵，他们力图表现乡土的清静闲适、农民的优美品性、生命强力以及对乡土的礼赞怀恋，过于把乡土理想化，甚至有时宽宥了乡村固有的缺憾。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刘益善《我忆念的山村》、饶庆年的《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为标志，湖北乡土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诗人们在构筑理想乡土图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命运，把视点移向农家的疾苦与困惑、乡村的愚昧和落后、农民的灾难和抗争。刘益善即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乡村忧愤诗”的代表性诗人。不同于刘益善的激愤、自省，也不同于此前湖北乡土诗的意识形态化，饶庆年从侧面反映现实，诗作中贯穿始终的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乡恋或是对童年的眷恋。他更像一位自然之子，描摹了一幅幅“去政治化”的纯粹乡土时空。
（一）刘益善的“乡村忧愤诗”
刘益善，一九五○年出生于武汉江夏，祖籍湖北鄂州。笔名易山、钟河。一九七三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长江文艺》杂志编辑、诗歌散文组长，湖北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主编、社长，副编审、编审，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一九六九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血染的牛笛》，诗集《我忆念的山村》、《雨中玫瑰》、《情在黄昏》、《飞在天上的人字》、《三色土》、《向警予之歌》等；散文集《玛瑙石》、《红帽子 黄帽子》、《野菊花》等；短篇小说集《母亲湖》，长篇纪实文学《万元户大世界》、《窑工虎将》、《迷失的魂灵》、《老汉口奇案》、《白色毒魔》、《吸毒者》等。
刘益善的代表作是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诗刊》优秀作品奖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稍后，刘益善还创作了组诗《没有万元户的村庄》和《乡村的忧思》。
刘益善是在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成熟的诗人，他的诗以质朴见长，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抒发了自己忧思乡土与乡亲的情怀。他的“乡村忧愤诗”，是他对当代湖北诗坛的特异贡献。
（二）饶庆年的江南水乡风情诗
饶庆年，一九四六年生于湖北蒲圻，一九六九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做过乡村教师和工厂宣传员等, 著有诗集《山雀子衔来的江南》、《TD 的情人》、《饶庆年抒情诗精选》。一九九五年病逝。
饶庆年也和刘益善一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贯穿诗作始终的是浓浓的乡情乡恋或是对童年的眷恋，展现了鄂南山乡的风土人情和民俗之美。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写意之笔使忧郁成为饶庆年乡土诗的整体意境。句式均齐、节奏感强是饶庆年乡土诗的重要艺术特色。
（三）其他乡土诗人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湖北乡土诗人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道风景线。陈应松、梁必文、谷未黄等的乡土诗歌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
梁必文的诗集《杨梅雨》以质朴而富有散文美的语言来写他对故乡的眷恋。诗歌感情单纯而富有激情，诗作弥漫着爱的情感，爱自己的故乡、爱年迈的母亲、爱山里的女子。他的乡土诗是多情温柔的江南水乡画。
谷未黄著有诗集《初潮》、《谷未黄乡土诗选》等。广水诗人蔡诗国及其三弟蔡诗华、六弟蔡诗峰及小妹蔡小青都写诗，兄妹四人先后出版了《蔡氏兄妹四人诗选》等十多部诗集。李圣强，一九四九年出生于湖北随州，一九七三年开始写诗，他的《春日，在田野》展露了诗人超逾时代的眼光和观念。
三、世纪转型期湖北新乡土诗创作概要
（一）传统乡土诗的现代变奏
湖北新时期诗歌创作，是以刘益善、饶庆年等诗人的乡土诗唱响中国诗坛的，他们的乡土诗在中国诗坛上曾独树一帜，曾独领过一段风骚，影响了以田禾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将自己的激情倾注在乡土诗上，特别是田禾二十年如一日，在乡土诗的原野上辛勤地劳作，终于引起了中国诗坛的关注。
转型期湖北乡土诗对传统田园诗温柔敦厚淡雅空灵风格的创造性背离，获得了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审美趣味。那种悲凉的基调、象征的意象、本色的语言等新质，都构成了传统乡土诗的现代变奏。关注农村、关注乡土、关注农民问题是当代湖北诗歌写作的一个传统，体现了湖北诗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关注与中国社会发展基础问题的些许思考，体现了当代湖北诗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观察与思考，以表现南方农村的现实与农民的痛苦情感为主，敢于说真话，以自己的方式为民代言，他们具有时代思想的先锋性、对社会现实阴暗面的揭露性和对乡土诗艺术建构的独特性。转型期以来湖北乡土诗歌写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从外在的描写进入到内在的表达，从客体的叙述进入到主体的抒情，从单一的视角转化为立体的聚焦。诗人们注重对个性化的心理世界的描写，多数诗篇都与他生存的这个时代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诗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情感做出历史的、哲学的沉思。由屈原所开创的以个体的情感与想象表达时代忧郁与民众精神的可贵艺术传统，在转型期湖北乡土诗歌写作中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和发展。
（二）九十年代的湖北乡土诗歌
试图描述九十年代湖北乡土诗的发展轨迹并概括出几个特点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大潮带来文化多元和文学多元，诗坛分化，湖北诗人有个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团队式的乡土诗写作格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化诗歌创作，及随之而来的多样化乡土抒情。湖北九十年代的乡土诗较之八十年代更注重个人的独特体验和内心感受，并力图通过个体的视角观察乡土。市场经济对乡村的介入愈演愈烈，农民工进城务工潮的涌现，使乡土诗人的目光跟随农民亲人的身影描画都市中的农民。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自治州的纷纷设立及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使少数民族题材的乡土诗歌得到强化。
在乡土诗人群中，田禾异军突起。他的乡土诗有一种真挚的源自生命个体经验的律动，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确的表现力，生活气息浓郁，行文质朴，直面生活，关注农民疾苦，从人性的深度刻画描绘农民善良美好的本性，每一个字句、每一排诗行都充满了真情。
此期，刘益善、王新民、向天笑、熊明修、南飞、姚永标、刘小平等都在乡土诗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并创作出优秀的乡土诗作。
王新民，一九五二年生，笔名斯民，湖北武昌人，武汉市作协副主席。一九八○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抒情诗集《走向黎明》、《美丽的阵痛》，散文诗集《颤抖的灵肉》，少儿诗集《温柔的小溪》，评论集《与缪斯女神握手》，散文集《悠悠岁月》、《王新民文集》(四卷)等。他的诗具有鄂南山乡山野的豪壮之美与万里长江奔腾浩荡的磅礴之气。他曾探索试用各种诗体来抒发其豪放的诗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集短句为长句的无标点长句抒情体，颇似郭小川创造的新辞赋体。
向天笑，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一九八三年开始乡土诗写作，已出版诗集《隐情诗语》、《向天笑短诗精选》等。
熊明修，一九五三年生，湖北麻城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诗歌创委会副主任，出版诗集《犁耙飘香》、《太阳出山》、《走向春天》等。
南飞，一九六四年生，湖北应城人，当过农民、砖瓦厂工人、教师、个体户。出版诗集《红珊瑚》、《远海的天籁》。
姚永标，一九五八年生，诗人，编剧，电视纪录片导演，湖北宜昌人。有诗集《陌生的城》、《在古老的河边》、《三峡风景名胜诗旅》等。
刘小平，一九六五年生于湖北长阳，笔名羊角岩，土家族。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诗集《鄂西倒影》、《蜜蜂部落》等。
（三）新世纪湖北乡土诗歌创作特点
时代进入新世纪、三农问题的凸现、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使乡村题材的文学（诗歌）受到作家（诗人）的高度重视。新世纪湖北乡土诗，在承袭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乡土诗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此期，湖北乡土诗的新变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题材而言，都市文明参照成分加重、城乡差异、都市农民工形象受到诗人更多关注。
第二，从内容而言，不满足于平面的、单一的乡村风习、忧患的书写，加强了从体制的缺陷和人性的丰富复杂性等方面的立体观照。
第三，从技巧而言，口语化、叙事性成为众多诗人普遍采用的手段。在借鉴传统诗歌表现技巧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创新、探索。诗人在吸收前人思乡诗歌手法的同时，又大胆的尝试丰富了乡土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时还大胆的创造出了具有一定现代性的诗歌。
在现代化和西化风吹动乡村的时候，原始的乡村风情正在受到排挤和挤压，异化之风铺天盖地。在家园精神逐步缺失的情况下、农业文明蜕变的语境中，作为深谙乡土或者说以乡土为生的湖北转型期乡土诗人，走出了风俗画框、对自然景观的美景临摹，淡出追溯、缅怀的惆怅诗意，以一种根性的执著和抗争、一种诗性品格和坚守的精神，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用现代的眼光透视现代生活，反映现代的乡村，用现代的、富有动感的语言传达乡土意象，书写人性及灵魂深处的冲突。
（四）新世纪湖北乡土诗人概述
在新世纪乡土诗领域，湖北诗人脱颖而出，田禾、车延高分别获中国诗坛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之优秀诗歌奖，还有一些湖北乡土诗人在新世纪也贡献了各自的佳作。此外，小说家千里烟、陈应松，以先锋诗闻名的张执浩，在此阶段他们都创作出内涵丰富风格纯正的乡土诗。他们深情地低吟着乡村美，力图展现乡土对人类精神的救赎力量，并表露了乡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痛苦蜕变和煎熬。
鄂东乡土诗人：
曹树莹，一九五六年生，湖北大冶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入伍，现任黄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无岸之河》、《幽蓝的柔波》及长诗《巨澜》等。
卢卫平，一九六五年生，湖北红安人，一九八五年毕业于湖北咸宁学院中文系，同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九二年南迁珠海，二○○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供职于珠海市文联，著有诗集《异乡的老鼠》、《尘世生活》等。获新世纪首届北京文学奖、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土地》、《捕蝇纸》是其乡土诗歌的代表作。
聂时珍，一九六九年生，笔名珍云，湖北蕲春县人。作品散见《诗潮》、《散文诗》、及海外等近百家报纸杂志。
巴岸，一九六八年生，湖北浠水人。著有诗集《一个世纪的怀念》。
贾劲松，一九六○年生于湖北大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现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任职。出版有诗集《湖畔》。
鄂南乡土诗人：
杨弃，一九五五年生，湖北通城县人，在海内外报纸杂志发表诗作，出版诗文集四部，主编或参编诗文集六部。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咸宁市作协副主席。
庞良君，一九六四年出生于鄂东南梁子湖畔的一个小山村。已结集出版散文诗歌集《走向生活》、《相约绿草地》，诗集《静夜短歌》。
辛酉，原名朱礼权，笔名年庚，一九八一年出生，湖北通山县人。著有诗集《口供》、《暮晚及其他》,长篇小说《叙事》，散文集《花言樵语》等，主编有《中国八十后诗全集》。于二○一一年三月七日在浙江温岭不幸溺亡。
辛西的妻子桑眉，原名兰晓梅，祖上畲族。已在《中国诗歌》《星星》《绿风》《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诗歌，部分作品获奖并被选入多种年度选本。
江汉平原乡土诗人：
邹平，一九五六年生，湖北公安人，以诗集《傍水而居》引起文坛瞩目。
黄明山，一九六○年生，湖北潜江人。著有散文集《寒冷的味道》、诗集《檐雨》、《立交桥》、诗文集《雷雨天风》、网络歌曲集《中国红》、大型现代戏《家之初》、六集电视纪录片《曹禺》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联委员、湖北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潜江市文联秘书长。黄明山是一个有成就的歌词作家，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较大。他的某些乡土诗作亦有歌词遗风，表现在不求深度但求优美、不求繁复但求易于吟诵等方面。
许玲琴，女，一九七○年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中国诗歌》《绿风》《长江文艺》等报纸杂志发表诗歌。
荆州乡土诗人较多。近些年出版的诗集有：刘向阳《向阳诗选》，张月娥《青春女神》，刘松林的《刘松林诗集》，王丛桦的《窗口》，曾克平的《望星空》，朱贤成《唱唱新农村》，刘宏亮《心有灵犀》、李家栋的《荆楚吟稿》、《荆州短歌》、《荆江诗余》、《跟着圣火看中国》等。
鄂西乡土诗人：
杨秀武，一九五五年生，笔名晓阳，苗族，湖北鹤峰人。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清江寻梦》、《巴国俪歌》，散文集《风流地，风流人》。获屈原杯新诗人大赛奖，湖北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胡礼忠，一九五九年生，土家族，湖北恩施红土乡人。有《巴地荡千觞》和《清江流歌》两部诗集出版。
周仕华，一九七四年生，湖北宣恩县人。著有诗集《守望心灵的月光》，散文集《诗意栖居》、《隐秘的乡村》。
向迅，一九八四年生于鄂西，创办过《湖北诗人》。作品被收入三十余种选本。
世纪转型期湖北乡土诗的继承
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信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在走向市场、走向消费主义的新世纪，农村、乡土不仅仍然是中国人的生存之根，也是很多中国诗人的精神后花园。转型期湖北乡土诗在一定程度的变异和超越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的。至少在诗歌主题和诗歌形式上，并没有完全抛开前辈人留下的传统和经验。
一、诗歌主题的延续
（一）土地 粮食
土地、粮食、村庄、农民、自然万物，这些是亘古以来的乡土诗歌题材。古今中外的乡土诗人他们所歌颂和深爱的正是这些。湖北乡土诗人也一直将它们融化在自己的笔下，几十年来，并没有改变。一切的一切，都从大地开始。土地长出人类所需要的粮食，养活了诗人和他的亲人，也承载着千百年来诗人们精神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家园。转型期前后的湖北乡土诗歌延续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行。
管用和在一九六三年写梯田：“立地的宝塔/顶天的阶台/太阳踩着上去/月亮踏着下来//长渠如高空闪电/水田似明镜层叠……”这样一种夸张带有神话色彩的壮阔美，有时代浮夸风的影响，但更来自诗人对土地的敬畏和热爱。王老黑写秧田：“犁下的水银，/将块块玻璃磨得透明，/长形、方形平平正正，/远处、近处干干净净”，朴素的情感中蕴含了农民诗人对土地的热爱。叶文福写更广大的田野：“我爱看故乡收割后的田野/褐色的田野呀，仿佛是产后的母亲/阳光在金色的田塍上懒懒地散步/牛犊儿追逐着，小花儿笑得似火如星，”情感绵绵切切，耐人寻味。
泥土对农民意味着一切。转型期的湖北诗人有更精妙的概括：“难怪村里有文化的木匠和二大爷说/握住泥土/比握住江山更可靠”（《泥土》），这是田禾精彩的抒写。因为土地能孕育粮食，车延高写道：“挥锄时，乡村是我身后的背景/一锄下去，春天和土地开始怀孕”。农民需要土地等同于粮食需要泥土：“注定了在泥土内成长/向下，向下/藤蔓，横竖牵扯在地面/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向上向下的力量，使泥土/在隐痛中，红薯/一天天膨大”（《泥土中的隐痛》）。红薯的成长，使泥土遭受孕育生命的隐痛。在诗人们的想象中，大地等同于女性、等同于母亲，不仅仅孕育粮食也孕育祖祖辈辈的农民。车延高说：“我离不开泥土，我脊背上的河流不管走多远/都会汇入黄土，跟着我的脚板去寻访那些根须”。对土地的情感是与生俱来并且永远无法改变的。
新世纪乡土诗人不再以田园牧歌为唯一的审美追求。他们眼中和笔下的土地、乡村不再是单一的静穆悠远之美。
（二）农民 亲人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农民的忧郁与痛苦正是一种时代的痛苦。湖北乡土诗人的乡土创作带着清新敏锐的生活气息，探入乡土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着现实中国的整体脉动，凝聚着新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认同，有效地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乡土中国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陈应松写于二○○七年的《农民》：“时间已经过去几千年（甚至更长）/谷穗的形状没有改变/犁和耕牛的形状也没有改变/牛温驯的时候，就像他们”。中国农村发展的滞后性、农业的落后、农民生活的一成不变使他们的性格也变得像牛一样温驯。这是令人感到恐惧且不可思议然而又确实存在的事实。
许玲琴的一首写祖母的诗意味深长： “在静谧的乡村，像一根游走的针线穿到了我的耳朵上成为耳钉。……倚着门的祖母/正缓慢地把光线隐藏”。这既是中国乡村习见的人伦之乐的精妙描写，又是人生沧桑的轻微喟叹。
没有土地，人类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人类不能存活，没有亲人，人类无法支撑，土地哺养人类、长出粮食，靠着土地和粮食，人类方能滋养、繁殖。土地、粮食和亲人，是所有乡土诗作中不变的主题，湖北乡土诗，在转型期前后，在此意义上并沒有大幅度的改变。亘古不变的土地和粮食、世世代代的亲人和农民，是乡土诗人们的深深的依恋、永远的寄托。
（三）家园 心居
大地是现实层面的结结实实的土地，而诗人的家园却是建筑在大地上的供灵魂和精神栖息的小庙。即使他们远离乡土，精神却往往要回到故乡的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去寻找自己的前世，追问自己的根源。
故乡永远在梁必文的依依思念中：“我不怕千百次跌倒在故乡的怀里/却总也那样担心在陌生的路上失衡。”走出乡村走进了城市的田禾对乡村有着更为焦灼的感情：“整整八年，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每天，除了工作，除了休息，就是投石问路/碰见的人，与我脸对着脸，并且茫然。”诗人《在回乡的路上》走了整整八年，故乡遥不可及，而又无人得知，故乡就这样渐渐地消散而又永驻心头。
田禾诗集《喊故乡》的开篇之作题为《深夜，我想起了村屯》，这首诗在整本诗集中的意义在于：在读者打开诗集时，就被诗引领着推开了回忆的闸门。在城市的纷扰喧嚣中，他进入自己的内心，寻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精神就此决定了肉体的回归之所。对家园的执著坚守在此意义上完成。
无论是久居村镇的本色乡土诗人、还是弃乡入城的脱离农民身份的诗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乡土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是诗意栖居的天堂。
二、相对稳定的形式
从管用和到田禾的这三四十年，湖北乡土诗歌在形式上的变化并不太大。回顾中国新诗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白话诗产生以来，诗体大解放，后又戴上镣铐跳舞。从自由诗到格律诗，又从格律诗到自由诗，诗歌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湖北乡土诗的发展也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如此概括，未免笼统。但于湖北乡土诗歌而言，形式上并没有产生过激的发展变化。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乡土诗歌的基本形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举梁必文的一首《无题》为例，诗人没有刻意地去剪切诗句，使其对仗，而是以情感的流动贯穿全诗，但在句末，诗人仍旧选择了一些押韵的字词，“遗忘”、“起航”、“忧伤”，“安宁”、“密林”、“歌吟”、“叮咛”、“黎明”，造成声韵高低起伏的吟哦效果，使全诗富有音乐感，这也符合诗人在诗作中流露出的忧伤缠绵的审美特质。
到转型期的田禾等人，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抛除了押韵对仗等特质，形式上更为自由，但并没有走出太远，这也符合中国同时代诗歌的发展形态。翻开任何一本诗集，其中的诗歌都以情感贯穿全诗，形式是随意而自由的。如田禾的《夏日地头的瓦罐》，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在末尾两段的“与其说……不如说”这一易于对仗押韵的句式中，诗人也没有使用任何能够押韵的字词。对仗和押韵会使诗歌节奏灵动，诗句流畅，吟诵富有快感。避开这种流动感和音律性，诗人用这样一种方式表明了自己艰涩的情感，它是缓慢的、凝滞的、庄重的，所以注定不会选择欢快灵巧的押韵（这样一种写作手法也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但诗歌的内里节奏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在同时代的车延高等人诗歌作品中此点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情感上的深沉内敛不适合跳跃先锋的形式，这决定了转型期前后湖北乡土诗歌在形式上的稳定性。
世纪转型期湖北乡土诗的创新
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变革深入到经济领域，这时才真正触动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乡土社会才失去了它那种仿佛千年不变的凝滞性特征，乡土社会本身出现了裂痕，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现代文明对乡土社会的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导致乡土社会结构性的瓦解。同时乡土社会在现代文明的进入和震荡下逐渐从传统的酣睡中觉醒，走向其自主的现代追求。乡土诗歌不再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而掺杂了在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生存的共同人性意识。转型期湖北乡土诗摒弃了此前的乡村赞歌、田园牧歌、江南水乡风情画，在继承的基础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具有现代感的新乡土诗。其创新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新农民形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古老的乡村与现代都市的融合、分化与变异也在加剧。大地之子们纷纷离开了乡村向都市迁徙，去求得更多谋生与发展的机会。现代都市的发展尽管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写作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文化传播环境，然而许多作家并非大都市的儿女，而是来自中小城镇和农村。因此，他们身在都市却心系乡村。时代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于是在新一代诗人的笔下，出现了《擦皮鞋的女人》（车延高），《挖煤的老矿工》、《民工王四虎》、《那个在工地挑红砖的人》、《捡矿泉水瓶子的老妇人》（田禾）。仅仅通过这些标题，我们发现了这些诗歌主体所承载的情感和生活已经全然不是管用和们所能概括的了。
车延高的《民工》寥寥几笔涂抹出农民进城务工这一时代变迁。当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的同时，他们放弃了土地，本来一辈子就是用来摆弄粮食和土地的手，却开始接触一些现代化的工具。他们的生活被自己改变了，被社会改变了。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他们接触文化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机会几近于零，当进入到快速发展的城市时，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汗水。在城市的缝隙中，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多大意义上的提升（由于他们脱离自己的村庄，因此在城市中也不具备任何的社会地位）。客观条件恶劣苛刻，但他们付出的汗水却一滴不漏洒在了城市的深渊中。在诗人的笔下，频繁出现了这样几类进城农民。
（一）都市农民工
转型期的湖北诗人造就了这样一批民工形象：“他们的身上/溅满了石灰水、黄泥巴和油漆/他们蹲在那里捧着大瓷碗吃饭/有的干脆坐在/旁边的转头、废钢筋和水泥板上”，他们吃的是“除了咸菜、萝卜，还有两个/半生不熟的红辣椒”（田禾《路过民工食堂》） ，“深夜零点，民工们把水泥包/搬完了，把墙刷白了。另一些人/打了三个桩。这中间，他们/就抽了一根烟，撒了一泡尿/晚上他们睡在半成品的楼道里”（田禾《夜晚的工地》），他们的工作枯燥而艰难，他们的生活条件却低等简陋。不平等的命运，他们只有承受。
桑眉用她善良的诗行流向社会底层，寄予温情，如《罗锅巷》、《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异乡人》等。
民工们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付出汗水收获困苦，工作的危险性也让他们随时面临生命的脆弱和不测。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仅题目就赫然展示了这样一个场景。读者不禁思考，民工在遭受了这样的不公之后，他们对社会的情感投射会不会也发生恶性的质变？
车延高为读者描摹了一群城市里的打工者。扁担认为“你拿出该拿的钱/我拿出更多的汗水”；管道工：“发现自己挺有价值/城市的一段梗塞被他的手排除了”；修自行车的：“心里明白，自己从事的不是技术活儿/只是谋生的简单劳动/就因为别人瞧不起，不愿干/他才端了这个饭碗”，这样的坦率明了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就是自行车眼里的白求恩”；《擦皮鞋的女人》：“我很满意地递过一元钱/她很庄严地接过一元钱/我的笑和她的笑握手” 。还原了他们的生活和丝丝入扣的心理，并在心理描写中赋予他们尊严，这是车延高的独特之处。
倘若说车延高是以城里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肯定他们为城市人所做出的一切，为他们赋予了基本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那么在田禾的笔下，这些打工者无所谓地位，也无所谓尊严，他们所承受的只有贫穷和苦难，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是无从选择的也是不存在情感的。田禾就这样为读者塑造了一批民工，他们承担着命运的艰难和贫寒，承受着生活的艰苦和危险，却依然保有一颗农民的赤子之心。
农民工还乡的情景在车延高的诗中也有描写。“打工的二强子回来了”，在乡亲们羡慕的眼神中，二强子想说的是“城里不是种钱就能长钱的地方/在城里干活儿不仅要流汗，还要用脑子/……汗像自来水那样流，食量大得惊人/挣下的钱并不多，每年带回家的/都是省吃俭用抠出来的” 。质朴的大白话，实际上是精挑精选的，像自来水一样流汗的比喻也真切有力。在城里吃苦流汗，回乡后心里流血，令人心酸心痛。
（二）工矿打工者
矿工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任何一个稍微能在正常生活里找到出路的人都不会走上这样一个岗位。因此，为生活所迫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走向了这个深渊，相对种地而言的高薪，是他们用生命博回的。每一次下矿都无疑是一次投注，活着，就挣钱；死了，就算了。他们将生命依旧交付给自己祖祖辈辈信赖的大地。
田禾的《煤黑子》描述了这样一个矿工：“他在一块煤里活着/在黑里活着，比黑更黑。”煤黑子不仅仅是这一个“我用身体背煤的兄弟”，他就是千千万万矿工的化身，他们都是“矿难的幸存者”。煤黑子倘若侥幸活下来，也许一挖就是一辈子。
还有许许多多的矿工，这些矿工的苦难和悲剧是生活中常常出现的，诗人在描摹事实的同时，不动声色的传达出自己的悲愤和怜悯。农民兄弟走进了城市走进了矿井，却并没有走出困难和苦难，诗人之眼默默地关注着他们，用自己的诗作表达出对他们隐秘而深沉的情感。
二、手法的翻新
乡土诗是当代中国比较成型也比较稳定的诗歌文体。在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坛，坚持传统乡土诗写法的诗人仍占多数，但也有一些尝试创新者，受转型期诗风的影响，借鉴了一些新的手法，在这片宁静的乡土诗的园地上开出了奇葩。
所以，乡土诗的创新，不可能囿于传统的模式之内，必须引入都市元素、必须引入现代技巧，即使难以创新，也要在借鉴的基础上翻新。新世纪湖北乡土诗的创新者如田禾、车延高等，正是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成为当下中国乡土诗的引领者。
（一）平静叙事
转型期以前的湖北乡土诗是偏重于情感外露的。无论是刘不朽的“一颗颗滚烫心，/为跃进的山乡激跳”（《雪花飘飘》），还是管用和的“颗颗火热的心，/不停地跳动，跳动，/跳动啊，跳动不停！”（《春的声音》），他们都用一腔热情唱出高亢的赞歌，他们流动外露的情感是诗歌构成的主要方式。转型期以来，乡土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诗歌主体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诗歌的叙事语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的诗人是歌唱式、呐喊式的，那么转型期的湖北乡土诗则是沉默式、戏谑式的，力量在沉默或者按捺之中被感受。以田禾为例，他没有像饶庆年那样把情感扫描式的袒露给大自然，而是尽力把情感收敛起来，不露声色的表现瞬间印象，于是画面上的素描比饶庆年那种手法更鲜明集中，轮廓更有代表性，对历史、对乡村的隐含更有悠远性，更富有苍凉的意味。
使用冷冰冰的数字增强平静叙事的平静，也是一些诗人常用的技巧。如田禾在《童家父子》中对数字的大量运用。数字是冷的，是硬的，是死的，是结结实实存在无法变通的，也是与想象无关的，因此也不应该和诗意有关。然而，田禾不动声色地排列了这些没有情感的数字，读者却不由自主想到了这些数字背后农民的血汗，黝黑的脸，沉默的石刻般的嘴，粗拉拉的裂纹的手，满身满腿的泥污。在毫无诗意的数字背后，是巨大深沉的情感，诗人完成了自己平静叙事想要达到的审美效果。在《矿难》一诗中，诗人又列举的数字：二百一十三条生命仅仅等同于一次事故三万块钱一亿年以后的煤炭，诗人的口吻何止是不动声色，简直是客观冷静理智到极点的冷酷。读者在强烈的愤慨中感受着矿工的苦难和灾难，矿工的苦难和灾难因为这冷漠和无情而更为沉重更为惨烈。
面对乡亲的贫穷、苦难、非正常死亡，诗人们摒弃了呼天抢地的愤慨和呐喊，反而或者用戏谑的口吻，或者对比城市的物质生活，或者挑拣不带任何情感的字句来表达此种情境。乡土诗被撕裂开来，更强大的情感张力被凸显出。
（二）口语化
对一些社会问题，有的诗人以故事化的构思来展现。如车延高的《丰姿》以第一人称写乡村少女的都市人生，情节繁复、过程清晰，冷静叙说，不着评价。第二节中写道：“我把母亲的目光砍断在村头的小路/泪水打湿了青草，还有我的心，我揣着/属于自己的十八岁，这是股份，这是资本/这是妈妈为我开的私家银行/我项着如花似玉的光环，去为深圳的繁华开光。”十八岁，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本该有着太多美好的憧憬，但是在这里它仅是“股份”和“资本”，她就在这样一个如花的年龄，走进了繁华的都市，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阶段，但是她得到了什么呢？第三节中我们看到“女企业家或女强人终于获得了人们所谓的成功，可是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呢？她把上身“给了电脑”，下身“给了奔驰”，还得到了“一张很严肃的离婚证书”。这首诗以女性的视角写出了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女孩社会成长的艰辛和华美表面背后的心酸，物欲横流的社会，物质的极度富有并不能填补人们精神的空虚和贫乏，这首诗反映出了现代人在现代文明下精神和心灵的无所归依，也写出了诗人对社会丑变的悲愤和对现实的担忧。
口语化是车延高诗作的突出特征。他的很多诗以散文化手法叙事，精选细节，看似无动于衷的口语化叙事中有明确的情感指向。如在《眼下什么都吃过了》一诗中，全诗以白描的形式抒写，平易质朴，于平凡中着笔，挖掘深刻。叙事里夹杂着抒情，“最苦的日子”、“苦巴巴的脸”、“有什么比饥饿和浮肿更苦的呢”，连续的“苦”让人嘴里发麻泛苦；细节的描述独特，泥黄色的苦菜根、黄的苦菜花儿、焦黄的吃苦菜的脸，苦日子是这样的颜色，让人不愿提及不肯回忆。上辈人吃过了苦，希望后人过得甜，然而，后人们也吃起苦菜了，“不是因为饿/是因为眼下什么都吃过了”，苦菜不再是苦日子的烙印，是尝鲜的野菜，是“豪华的酒宴上”忆苦思甜的一道特色小吃。富裕的物质生活使人们忘记了曾经的苦难，这不仅仅是苦难的遗忘，更是家园的离失，诗人抒写了发自内心的担忧和悲哀。
从田园牧歌、政策礼赞到乡村忧愤、体制反思到平静叙事、日常口语，是当代湖北乡土诗的艺术轨迹。当然，它并不是直线式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 “牧歌体”和“忧愤体”仍是转型期湖北乡土诗的主体，看上去很对立，实际上都是对乡土的直接抒情。这里勾勒了转型期湖北乡土诗的一些可以捕捉到的新变化，实际面貌可能复杂得多。比如田禾《喊故乡》的“喊”也是直抒胸臆、情感外露的，而被名之为先锋派诗人如张执浩、哨兵等也未尝没有歌谣式的清丽之作。
节选自《世纪转型期的湖北乡土诗》一文，有删改。
（特邀编辑：王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