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故里

　　作者简介:姚蜀平,一九六三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在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任访问学者,八十年代末应邀赴美讲学,先后在美国史密斯等学院任教。曾发表过《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等理论著作,参与电影剧本《李四光》、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创作,并发表散文《儿女祭》、短篇小说《沉默的路》、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等文学作品。现定居美国。
　　
　　一
　　
　　我从小就是个丑小丫。不知为什么,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很英俊,唯有我长个塌鼻子,小眼睛;还有就是我十分胆小。也许这些都怪不了我,我是爹妈生的——这一点好像是真的,我偷听过他们两人的对话,说为什么女儿长得越来越丑,谁也不像;另外,我胆小也是因为从小就挨妈妈的骂,还要挨哥哥、弟弟的打,当然他们从不当着爹妈的面打我,可是很多时候只有我们三人在家,那时他们就会故意打我。妈妈回来看见我脸上、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还要说怎么不小心,又磕了碰了;其实她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她从来不责问哥哥和弟弟,这样下来,他们两人就更大胆了,我挂的彩也就更多啦,我怎么会不胆小呢!
　　记得六岁时,我还跟哥哥进过学校,后来妈妈自己要去上班,就让我留在家里看弟弟,我也没学可上了。妈妈说我既然在家里待着,就管做饭吧。也许是从小挨打受气,我的个子也长得慢,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很快就比我高了。我要踮着脚尖才能洗菜,炒菜得搬个小木箱垫在脚下。我开始还只管做中饭和晚饭,后来妈妈早上懒得早起,早饭也让我做了,这样我就得比所有人起得早。特别是煮泡饭,要等水开,又怕潽出来,我只好起得更早,眼睁睁地看着泡饭开了,把火压小,等泡饭煮好了,盖上锅盖,拿到一边,再去摊软饼。如果不吃泡饭,就要上街买豆浆,那也得早早去,不然排队太长,时间就来不及了。每次端那一锅豆浆回来,走走停停,两条胳膊都要断了。所以我自己从来吃不上豆浆,我情愿饿肚子,也不想多买一碗,让两条胳膊那么遭罪。等我把早饭都放到桌上,他们四个人坐着吃早饭时,我已经又累又困,眼睛都睁不开了。
　　对了,我还要上小菜场买青菜呢。那个小菜场离我们家就两条街,每天大清早,乡下人就挑着担子进城来。他们停在街两旁,箩筐就是柜台。买菜的人会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只有我不敢多挑,看准了就赶紧让人给我称,当然我也不会讨价还价。碰到好一点的大嫂和大伯,还会说:“小姑娘,给侬的秤老高咯。”妈妈念叨我买菜不还价,我也不吭声,心想还价的事是我这个六岁小丫头做得来的吗?我炒菜都是妈妈教的,她总嫌我炒得不好吃,可是她又懒得自己动手,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叫好吃,只是用心记住妈妈教我的,要先放油,等油冒烟了再倒菜,还有好多规矩,什么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不能放,什么一定要放。我都悄悄地记住了。我每顿饭都吃他们剩下的,为了不占碗盘,我总是把剩下的饭菜倒在一起,自己端着碗坐在厨房的小木箱上吃,就是炒菜时我踩在脚下的那个小木箱。平时我总把它推到水池下边,我每天都离不开它。不过我这么吃法,真也吃不出饭菜好吃还是不好吃。
　　我第一次挨爸爸打是我九岁的时候,那天我可能是太累了,洗碗时把一个大盘子打碎了,不是只打成两瓣,那还可以锔好呢;我一失手,就赶紧去接,这下子可好,它横里滑出水池,掉到了水泥地上,响得那个脆啊,弄堂里的人大概都听到了。全家人都把头探到厨房里,我早已吓得动弹不得,傻傻地站在那个小木箱上面。只见爸爸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他大声喊起来:“那是祖传的盘子,这个没用的丫头,你给我赔!”说着一把把我拽了下来,揪着我的头发往地上磕。要知道,地上有打碎的盘子,碎磁碴把我本来就丑的脸划破了,也划疼了,我忍不住哭了出来,因为真的很痛很痛;我也十分害怕,使劲闭着眼睛,生怕把眼睛划坏了。哥哥和弟弟在一旁加油,他们平时打我从没这么肆无忌惮过,现在看着好像很过瘾。后来还是妈妈上来把爸爸拉开了,我心里很感激她,心想还是妈妈好,可是没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她也没多好。她对爸爸说:“把她打坏了,谁来洗衣做饭!”
　　妈妈给我拿来一瓶红药水,我自己用那个药瓶的橡皮盖子沾着红药水,把个脸涂得比唱京戏的人还要花哨,好几天没敢上街买菜。妈妈大概也怕人家问起,那个星期都是她带菜回来的。我都不敢照镜子,因为太难看了,而且看着也太伤心,我以前一直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看我,尽管我知道他也不喜欢我,他从不跟我说话,可也没把我怎么样。平时总是妈妈骂我,哥哥和弟弟打我,可是这次爸爸自己动手了,而且打得那么凶,我脸上的疤好久都没有好,邻居有点好奇,不过他们大概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我在这个家里究竟是女儿还是小丫头,没人想来掺和,所以没有一个人来过问。
　　神奇的是,正是我脸上这些迟迟褪不去的伤疤,后来竟奇迹般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二
　　
　　那些天外边好热闹,哥哥弟弟都不去上学了,连妈妈也不是每天上班,只有爸爸还是每天去他的厂,不过回来得比平时早。我还真不喜欢这么多人在家,因为他们如果都在家,我就只好躲到厨房,搬出那个小木箱,坐在上面摘菜;摘完菜,就坐着仰头看那扇小窗户。小窗户只能看到弄堂对面三楼的那家人家。那扇窗户后面总有个卷着头发的女人晃来晃去,我想她不会看到我,我们住在一楼,她在三楼。不过谁知道呢,有时去买豆浆,我会看见对面三楼有人打开窗户向下看,好像是那个穿着旗袍的女人。
　　从昨天起,连爸爸也不去上班了,而且妈妈也不骂我了,弟弟打了我让爸爸训了一顿。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真想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我又能问谁呢?只有伸长了耳朵,去听、去猜。昨天清早我还去了趟小菜场,那条街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真叫奇怪啦。乡下人不进城,我们就没得新鲜青菜吃。妈妈泡了黄豆,让我炖排骨汤,那堆排骨是爸爸前天下班回来时在街口买的。妈妈说,这两天大概没什么可吃了,亏了还有几斤排骨,就吃排骨面吧。我倒很高兴,只用摘摘泡了的黄花菜,看着炖排骨的锅就成了,比平时要省事得多。不过空下来的时间,我还是坐在厨房小木箱子上,仰着头看外边,对面三楼的那个女人,也比平时露脸露得多了,我看出她是个好看的年轻女人。她大概跟我一样,也想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在高处,一定会看到点什么,我总想从她的脸上看出点名堂来。
　　果真她看到了什么,那是第三天大清早,我看见她打开窗户,还把头探了出来,用手往前指着;我真想跑出去看看是什么让她这么反常,又是探头,又是伸手。可是满屋子的人,哪容得我往外跑。是弟弟发现我惊讶地看着窗外,他一把推开我,顺着我的视线看去,然后一句话没说,拔脚就往外跑,哥哥问都不问跟着跑了出去。妈妈刚想开口骂,爸爸拽着她的手也跟着出去了。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跟在他们的身后也溜了出去。
　　满街的大兵,他们都穿着一样的灰颜色衣服,腰里扎着皮带。好多人前边抱着枪,背上背个包,上面还插着一双老布鞋。我看着他们都觉得累,可是那些人还蛮精神的,他们像是刚从地上站起来,四周的人在议论说他们昨晚就进城了,一夜就睡在马路边。不一会儿他们就排着队、唱着歌,开步走了。小孩子们都兴奋地跟着他们跑,那当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当时我多么想也跟着一起跑,可是我不敢,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这件事竟然让我那么伤心。
　　那天小菜场又挤满了人,乡下人挑着满担的新鲜蔬菜,把个小菜场堆得红红绿绿的。两天没有新鲜青菜吃的城里人,连价钱都不多讲了,每个人都买得比平时多,大概他们怕明天又剩下一条空荡荡的小街。只有我不是,妈妈每天只给我那么多钱买菜,多买也不成;再说我对那些抱着枪、背着包的大兵一点也不害怕,我还喜欢听他们使劲吼着唱歌呢。如果在家里经过了许多让人害怕的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啦。
　　
　　那天全家人吃着饭都在讲那些街上看到的事。两天没吃到新鲜蔬菜,我做了三盘青菜放到桌上,妈妈没说我,也许她也只顾关心那些街上的事。没两天,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来:该上学的又上学,该上班的又上班了。我还是在家买菜做饭洗衣服,不过家里没人时,我会找个借口到弄堂口去张望一下。好像在盼望什么,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盼望什么,又有什么好盼望的。慢慢地我也失去了热情,除了去趟小菜场买青菜,偶尔买次豆浆,我又很少出门了。可是偏偏在你什么也不想的时候,倒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那天下午,弟弟回家了,我已经开始准备晚饭。弟弟一个人拿根木棍扛在肩上,学着那些当兵的在屋里转来转去,我看着忍不住抿着嘴笑了一下。不料让弟弟看见了,他马上冲进厨房,对我大喊大叫:“笑什么!我这是学解放军,知不知道!小丫头,什么也不懂。”说着就举起了木棍要打我。我知道这一棍下来可了不得,自从爸爸狠狠打了我一顿以后,哥哥和弟弟打我时,下手都比以前重了。我急忙喊道:“解放军不兴打人的。”这是我在小菜场里听那些买菜的大人说的,他们都在议论那天进城睡在街上的大兵,说他们有好多纪律呢,我只记得有不许打人骂人。我那时就想这些纪律要是也能用到家里该多好。可是我刚说出口就惹祸了,也许弟弟本来只是吓唬吓唬我,让我这么一说,就给惹恼了,他使劲喊着:“我偏打,打死你这个没用的小丫头!”我不知哪里来的胆子,伸出两条胳膊去接那根木棍,可是我没有弟弟力气大,一下子就被弟弟推倒在地上。我对他和哥哥的拳头,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次竟敢和他对抗,他真火了,抡起棍子,使足力气从上边打下来,我知道这个弟弟最没轻重,这一棍不得把我打个半死,我闭上了眼睛。
　　“住手!”突然一个陌生又严厉的声音,像是劈雷一样从天上掷到地上,落到了我们家,也砸开了我的眼睛。只见弟弟还是高举着木棍愣愣地站在那里,我转头向门口望去,那里站着一个穿着一身灰衣服的人,就是那天大街上走的大兵穿的那种衣服。不过这是个女的,而且也不像那些大兵一样年轻,倒像妈妈一样,也许比妈妈还老些,怎么会有女兵?她来干什么?没等我多想,她就走上来把我扶起来。她身后跟进来一个男兵,这个大兵倒是像那天街上走的那些人,他走上去一把把弟弟手里的木棍夺了下来,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看到弟弟吓得脸都变灰了。那个女兵对弟弟说:“这是你的什么人,你要拿木棍打她?”
　　弟弟早吓傻了,嗯嗯唔唔说不出话来,倒是我开口了:“我是他姐姐。”
　　“姐姐?”那个女兵提高了嗓子转过脸来看我,“你是他的姐姐?为什么他要拿木棍打你?”她说着看看我,又看看弟弟。我们两个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真难回答,我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只有挨打受气的分,只有当小丫头的命,要弟弟回答也难为他了。我不知怎的,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个女兵又转过头来细细看我,这一看可了不得,原来我头上爸爸打的那些伤疤还没好呢。她突然张开两只手,放在我的肩上,低下头仔仔细细地看我的脸。我让她看得好不舒服,我知道我现在的脸比任何时候都难看。红药水是淡了些,可是还是看得出来的;那些额头和脸蛋上的伤口,早就结疤了,有的掉了痂,有的还挂在那儿,让那张本来就不好看的脸,现在就更看不得了。可是她竟左看右看,还满怀疑惑地回头看看弟弟,弟弟急了,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打的。”
　　“那是谁打的?”女兵一个一个字挤出来的话好像有千斤重。弟弟可不笨,他不假思索地大声说:“爸爸!”事情就那么凑巧,说到爸爸,爸爸就到。平时爸爸总是最晚回来,那天不知怎么会那么早就到家。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两个当兵的在家,那个女兵还横眉怒目地望着他,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正在这个尴尬的时分,妈妈进来了。妈妈看见那个女兵,竟然扑了上去,大声喊着:“惠秋,你还活着……”
　　
　　三
　　
　　妈妈大叫一声,给所有人解了围。我赶紧溜到厨房去了,心想原来妈妈认识这个女兵,从来没有看见妈妈那么高兴过,我也变得高兴起来。我从心里喜欢这个女兵,她扳着我的肩膀看我时,一副好心痛的样子,从来没人这么看过我。我想妈妈一定会留他们在家吃饭,我赶紧淘米,把米放得比平时多了好多,还好我中午洗完碗就开始炖排骨了,爸爸又在街口那家店里买了几斤排骨,这次我做的是红烧,现在大概早就烂了,该加糖了;我比平时多加了点糖,好像专门为那个女兵加的。我又忙着洗菜,今天得炒多一点。不过我的耳朵一直没有闲着,我使劲支着、听着,半天也没搞明白,那个女兵到底是妈妈的什么人。只是那个男兵走到厨房来看了两次,我吓得不敢回头,站在水池前低着头洗菜。“小姑娘,要帮忙吗?”是对我说话吗?怎么那么和气,我回头看,他就站在我身后,我赶紧转过头来,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从来没有人问我“要帮忙吗”,我摇摇头,又低头洗菜,那盆菜洗得再干净不过了。他还不走,我只好停下来,把小木箱搬到灶头前,准备炒菜。那个大兵又问,“每天都是你做饭?”我点点头。他把那个小木箱踢开,说:“我来给你炒,我当过炊事兵。”
　　我赶紧说:“不要,妈妈要骂的。”
　　“为什么要骂?这么小就给全家做饭,还要挨骂?”我没说话,只是不肯把锅铲给他。
　　这时客厅里的说话声音变大了。大兵说了句:“首长发火了。”转身走出厨房。我心想什么是“首长”?悄悄走到厨房门口,只见客厅里满是人,连门口都站着人,那是喜欢看热闹的邻居。这是怎么回事?只见妈妈在擦眼泪,爸爸低着头,哥哥不知什么时候也回来了,和弟弟站在后面,两个人都像是让太阳晒蔫了的菜叶,耷拉着脑袋,完全没了平时的神气。那个大兵对女兵说了句什么,女兵转头看着我,还向我走来,我吓得要命,不由自主地赶紧把头偏了偏,脖子缩了缩。我的这个习惯成自然的动作一下子让那个女兵看出来了。她张开两个手臂向我扑来,吓得我闭上了眼睛。我想她是妈妈的朋友,一定会和妈妈一样对我。谁知她把我紧紧抱住了,连声说道:“可怜的伢子,可怜的伢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伢子”,我睁开了眼睛向上望去,我看见的是一张笑脸,我想,她说的“伢子”一定是我。此时那个女兵,那个刚才还在发火的“首长”,正在对我慈祥地微笑。这张笑脸是我在梦中看见过的,是我在心里想出来的,只是我从来没有真的遇到过,也以为我永远看不到的。可是她却对我笑了。她不嫌我丑?不怕我笨?还没等我再多想,她就牵着我的手走进厨房。她看了看水池里我洗的菜,低头问我:“每天都是你做饭?”我点点头,心想一定是那个大兵对她说的。“三顿饭都是你做?”我又点点头。“那你不念书?”我摇摇头。她脸上的笑容没了,她牵着我的手走回客厅,对着爸爸妈妈说:“就是小丫头、老妈子,也不许打骂;更何况是女儿,不让上学,在家当丫头,挨打受气,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我说,珍宜啊珍宜,十多年不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说着瞪了爸爸一眼,好像怪爸爸把妈妈带坏了。其实这些年,我更怕妈妈,只是这次爸爸打我打狠了,又刚好赶在这个女首长来之前不久,唉,只怪爸爸倒霉,我心里想。
　　“是我们不对,我们一定改。”爸爸连声说着。这时房门早让涌在门口的人挤开了,我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原来这些人是让那辆吉普车吸引过来的。爸爸妈妈进屋前,一定也都看到了那辆车,能坐着吉普车来的人当然是大官,刚解放,家里就来个解放军的大官,本来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可惜都让我给搅和了。我从爸爸向我投过来的那一眼就看出来了,心中又是一紧,心想这位首长,你就别再多说了,你一走我又得倒霉啊。
　　
　　妈妈轻声说道:“惠秋,好多年没见面了,坐下慢慢说好吗?我们做得不对的,你一样、一样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一定改。要不先吃晚饭,我让钟润去要几个菜来。”
　　“红烧排骨炖好啦。我还多煮了饭。”我的声音像阵轻风,悄悄地吹遍了全屋。那个女兵,噢,那个首长,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她说:“好啊,我倒要吃吃小丫头做的饭。”
　　那天晚上,是那个大兵炒的菜,我第一次也坐到了桌子旁,还坐在那个首长和大兵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大兵是首长的警卫员。妈妈还到门口请坐在吉普车上的司机也进来吃,他不肯。我暗自谢天谢地,不然我做的饭一定不够吃啦,我洗米的时候,还不知道门外还有一个大兵呢。吃饭时,妈妈让我们叫那个首长“闵阿姨”。可是她说不对,她早改名字啦,她以前叫闵惠秋,参加革命后,她把名字倒过来,还把中间的那个字去掉,现在叫秋闵。所以我们应该叫她秋阿姨。妈妈说:“记得以前你最敬佩烈士秋瑾,现在叫秋闵正合你心意。”秋阿姨对妈妈笑了笑。这是她进来后第一次给妈妈笑脸,妈妈高兴得好像一下子又把面子争回来了。她向门口扫了一眼,门早让爸爸关上了。妈妈大概感到很可惜,邻居们没有看到这个解放军大官对她笑了呢。
　　吃完饭,所有人都抢着收拾桌子,我觉得好滑稽。连从来不动手的哥哥和弟弟,都忙着端碗和擦桌子。我到厨房说还是我来洗吧,你们洗了也不知道放在哪里。我这句话又让爸爸瞪了我一眼。他说:“先放在这里,等等再洗。”
　　饭后秋阿姨对妈妈说,我马上要走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很好奇,不知她要和妈妈商量什么事。没想到,她大声说:“我要把你的小丫头带走。”
　　“柳儿?你要把柳儿带走,带到哪里去?”妈妈从来不叫我柳儿,她什么也不叫我,可是她现在忽然叫起这么好听的名字。我知道,妈妈才不会心疼我让人带走,她心疼的是我走后没人给她买菜烧饭洗衣服了。
　　“带到革命队伍里,怎么,你怕没人给你买菜做饭了?”秋阿姨板着面孔说。
　　“哪里,哪里,柳儿能跟你参加革命,我们也沾光呢。”妈妈言不由衷地说着,眼睛不住地向爸爸扫过去。可是爸爸低垂着眼睛,一声不吭。
　　秋阿姨两手叉着腰问我:“你愿意跟我走吗?”我心跳得怦怦响,在这个家,我哪里有权利说愿不愿意,我偷偷地向爸爸妈妈看去,耳边传来秋阿姨的好凶的大声责问:“看什么,我在问你!”我吓了一大跳,抬起头来怯怯地向秋阿姨望去,那张刚刚斥责过我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跟饭前她走到厨房抱我时的笑容一样,慈祥又亲切。我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秋阿姨放下手说:“好,我们该走了。你有什么东西要带上,拿着一起走。”
　　我有什么东西?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走到我平时睡觉的那个小过道,拿了两件衣服和我的一年级的课本。那一年学的字我一个也没忘,就因为我一直把课本放在枕头底下。秋阿姨看我就拿出了这么点东西,伤心地摇摇头,扶着我的肩膀走了出去,竟然没有跟妈妈说再见。妈妈爸爸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妈妈会想到这么多年她从没有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爸爸会后悔只让我念了一年级就不让我上学了吗?也许他们只有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就要失去这个女儿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给他们承担了全部家务的小丫头也是他们的女儿啊。我走出家门时,还是回了一下头,这个家让我终日忙碌,又让我担惊受怕,我有四个亲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对我亲。哪怕有一个呢,我也会留恋,可惜没有。当我转过头时,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向对面三楼望了望,啊,那扇窗户果真打开了,后面好像有个人。不过我很快就上车了,吉普车在众多邻居的簇拥下慢慢开出了小弄堂,我们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
　　
　　四
　　
　　在车上,秋阿姨开始了对我长长的问话。她问我,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吗?我信誓旦旦地说是,还告诉她我偷听了他们说的话。她又问我,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我回答,我太丑,又太笨。秋阿姨对我说:“你看看我,看看你的秋阿姨。”我转过头看她,那有什么可看啊,耳边又响起她的声音:“你的秋阿姨丑吧,比你还丑呢!”她边说边笑,说得坐在前面的那个大兵警卫员和司机也一起笑了起来。我也傻傻地跟着笑了,秋阿姨是不那么好看,她脸上还有几颗出天花留下的疤痕呢。可是她笑起来就根本看不出好看不好看。人家都说妈妈长得好看,可是每次妈妈凶巴巴地骂我时,我就看不出她有多么好看。秋阿姨说:“人好看不好看有什么关系。说你笨,那么小就会做饭,会管家,这还笨?胡说八道!”那天秋阿姨说了好几次“胡说八道”。她又说:“对了,我把你带了出来,可是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小声说:“我叫杨柳,就是那种长着又细又长树叶的杨柳树的杨柳。”
　　“怎么这么个怪名字。”秋阿姨不高兴地说:“你爸爸对你又不好,那么狠心打你,不要跟他姓。”她对坐在前面的警卫员说::“小董,我怎么看这丫头一点也不像他们家人,你说呢?”那个大兵头也没回地说:“我早看出了,不像爸,不像妈,连那两个兄弟也不像。”
　　“抱错了,医院掉包了!”秋阿姨斩钉截铁地说:“你根本就不是杨家的孩子,怪不得他们不把你当人。这样更好,干脆像你秋阿姨一样,参加革命就改名。就把名字倒过来,以后就叫柳杨吧,好不好?”前面两个大兵都叫好,秋阿姨又转头问我,“你说呢?”
　　我早就兴奋得不知怎么好了,刚才秋阿姨说“参加革命就改名”,这么说来,我现在就参加革命啦!改名字又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的那个名字,只有在我上一年级的那一年用过,平时谁知道我叫什么啊,谁又叫过我的名字啊,我一点犹豫都没有就说:“好!”
　　秋阿姨又高兴了,她说:“柳杨是个反叛的名字,也是个革命的名字。以后你就姓柳,单名叫杨。秋阿姨就叫你柳伢子啦。”从这一刻起,“柳伢子”就变成秋阿姨对我的独特称呼,一直叫了二十多年,一直叫到我最后把秋阿姨送到另一个世界。
　　秋阿姨又问我念过一点书没有,我说就念了一年级,她叹口气说,起码还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又问我多大了,我说九岁了,还好我记得我的出生日子。她算了算说虚岁也有十岁了。看看我,她笑道:“可惜这个柳伢子不漂亮,不然送文工团多好。”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工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些上台唱歌跳舞的。心想多亏我丑,不然老要上台,不把我吓死。秋阿姨让我叫那个大兵“大董”,我轻轻叫了声“大董哥哥”。他们全笑开了,说把那个“哥哥”去掉,人家叫他“小董”,你人小,就让你叫他“大董”,这里已经有恭敬的意思了。又让我叫那个司机“老王”,我又小声叫道:“老王叔叔。”这次他们笑得更欢了,秋阿姨说革命队伍里没有那么多规矩,客气一点的叫他“老王同志”,你叫他“老王同志”又嫌太嫩,就叫“老王”吧。不过我总也叫不出口,好多年不敢叫,一开口就是“老王叔叔”。不过他可是个好人,也不管我叫没叫他,我们两人像朋友一样好多年呢!
　　我也不知道秋阿姨是什么大官,反正不小。她有警卫员,有自己的小车和专门司机,还有个干部样的女军人总跟着,秋阿姨叫她“常秘书”。这个人对我的到来有点警惕的样子,问秋阿姨她带回来的这个小女孩是什么人。秋阿姨说是朋友家的一个挨打受气的小丫头,“我把她解放出来了,是我们受压迫的阶级姐妹,参军岁数小了点,让她先跟着我。”一听是个受压迫的阶级姐妹,常秘书当然不会再有异议。我叫她常阿姨,她带着一副薄薄的眼镜,当她隔着那层玻璃看我时,不知为何,我总有那么点惧怕。
　　自从我离开家和秋阿姨住到一起,我的生活好像一下子从地下飞到了天上。我不再提心吊胆怕挨打受骂,我也不用一早爬起来几次,看天亮了没有要准备做早饭。我再也不用每天缩着脖子,低着头。秋阿姨让常阿姨带我买了两身衣服,我换上以后,秋阿姨说我没有原来那么难看。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以前我穿的有哥哥换下的,有妈妈不要了剪短了给我穿的,哪里有专门给我买新衣服的事。秋阿姨还说让我把以前学过的书复习一下,有机会要让我再去上学,这比给我买新衣服还让我高兴。
　　
　　我脸上伤疤的痂慢慢全掉了,只是留下了好多深深的印子。老王叔叔对我说:“闺女,不打紧,长长就看不出啦,女大十八变,会变俊的。”他总把我叫“闺女”,大董对我说,老王想他女儿了,他家里有个女儿呢,他说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那个夏天我跟着大董把二、三年级的课本学完了。大董在参军前,已经小学毕业了,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呢。当秋阿姨的警卫员,要保管来来往往的文件,这就是为什么挑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大兵来当警卫员的原因。大董说,教我二、三年级还可以,再深一些大概就不成了,按他的话:“全忘了。”那个夏天,我的个子也一下子蹿了好多。秋阿姨笑着说,“这个柳伢子没有栽对地方,一挪窝就全变了。”我是变了,我一心想赶紧长个子,赶紧把这几年没上的学,没学的功课全补回来,不然我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做革命工作呀!不过,我的这个担心很快被另一件事盖过了。
　　
　　五
　　
　　那几天,秋阿姨有点心神不宁,这我看出来了。说实在的,我是个无亲无故的人,原来在家,他们对我不好;出来以后,一切全仗着秋阿姨,周围人对我客客气气,还不是因为秋阿姨对我好吗?我再笨,也还是知道的。所以我的心全拴在秋阿姨身上。白天她出去,我就盼她回来;晚上她在灯下工作,我就不肯上床。我的行军床就搭在她工作的那个房间,她从工作的桌子走到睡房,要经过我的床。每天晚上,总是她催我上床睡觉,她说小孩子要多睡些。我上了床也不肯睡,常常等到她把桌上的灯关了,才闭上眼睛,我知道她经过我的床前,一定会停下来,看看我,把盖在我身上的军毯拉拉好,才走进她的房间。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以前我常因为害怕和受委屈而流泪,可是现在我又常常因为秋阿姨对我太好了独自流泪。我有时想,要是她是我的亲妈妈该有多好。其实我在心里早就把她当妈妈了,所以我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很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发现秋阿姨这几天有心思。
　　那天晚上老王叔叔拿过来一包东西,秋阿姨把纸包打开,我也凑上去看,原来是一个镜框。爸爸妈妈房间的墙上也挂着这样的一个镜框,那是他们两人的结婚照。可是这个镜框里是一个男人,看上去很年轻的男人,而且好帅啊,他是谁?我抬头想问秋阿姨,却见她眼睛里含着眼泪,什么也没说就走到她的房间,把门关上了。我吃惊地张大口望着老王叔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放到桌子上,原来是和那张大照片一模一样的,只是又黄又旧。他说,“还是大城市好,这么小的一张旧照片,都能翻拍成这么大的,真叫好看。”我问他,这是谁?他看看秋阿姨的睡房,见门还关着,轻轻对我说:“是首长的爱人,早牺牲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首长打那时就没有再找过爱人。唉,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人。”
　　一会儿秋阿姨走出来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她说:“老王同志,请你帮我把它挂到墙上。”老王叔叔四处看看,指着办公桌后的那面光溜溜的墙说:“挂在这儿?”
　　“那不好,这是私人照片,只能挂在睡房。”秋阿姨说着又走回她的房间,我和老王叔叔也跟了进去。老王叔叔看了看说:“挂在这儿?”他指着一进门就能看到的那面墙。“不,挂在这边。”秋阿姨指着床对面的那面墙,这面墙要窄得多,因为门就占掉了好多地方,顶里边还放了一张立柜,中间只剩下不大的空间。我走到秋阿姨床头,回过身来,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秋阿姨如果躺在床上,正好对着那张照片。老王也明白了。这张照片很快就挂到了那面墙上。外边进来的人根本不会看见,这张照片本来就不是给外人看的嘛。是秋阿姨给自己看的。
　　照片挂好后,老王叔叔出去了,秋阿姨一个人站在照片前久久地凝视着,我悄悄地向外走。“柳伢子,”秋阿姨叫住了我,“我保留这张照片快二十年了,还有用吧。”秋阿姨没有看我,她好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嗯了一声。她一动也没动又说:“你应该叫他郝叔叔,那年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现在要是活着的话,也有四十五、六啦。”我站到秋阿姨身边,两人并排地站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看墙上的那张照片。照片里的郝叔叔是半侧面、稍微往前探着身子,眼睛盯着前方,他头上还歪戴着顶上有个小尾巴的帽子,看上去就像个,像个……他怎么会是一个共产党呢。秋阿姨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她说:“你郝叔叔不像共产党吧,他像个——”
　　“电影明星?”我冲口说了出来,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跟同学进过电影院大厅,那里墙上就挂着好多这种明星照片。秋阿姨笑了,她又接着说下去:“他长得帅,脾气又好,人还聪明,你秋阿姨真是前世积了德,有这么一个好丈夫。”我还是像个哑巴一样站在那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秋阿姨长得丑,可是他不嫌我丑,所以我告诉你,人长得丑不要紧,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了吧。”我使劲点点头,心想,我哪里会那么有福,也碰到个像郝叔叔那样的人啊。“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只有两年……”秋阿姨转过身来,好像很累的样子,她坐在床上继续说着:“不过,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
　　我吃惊地望着秋阿姨:“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会知道了,要不了太久。”秋阿姨说完躺到床上。我退了出来,悄悄把房门关上。我也躺在我的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眼里只有那个像电影明星的郝叔叔,耳朵里只剩下秋阿姨的那句话:“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秋阿姨对我说的话,没有对老王叔叔说,也没有对大董说,当然我更不会对常阿姨说了。尽管好几次我很想告诉老王叔叔,秋阿姨还有一个不知下落的儿子。过了些天,秋阿姨问我:“我对你说的话,你告诉别人了吗?”我使劲地摇着头。“好孩子,我知道你嘴巴严。不过按理也不该跟你说那么多,你还是个细伢子呢。”她说着摸摸我的头。“过些日子,你就会有一个哥哥来。你愿意吗?”
　　我一下子猜到了:“秋阿姨,你找到你的儿子了?”我睁大了眼睛,兴奋地屏着气。秋阿姨淡淡一笑:“找到了。”我奇怪秋阿姨找到了儿子,却并不很高兴。我没敢问原因,我发现自从秋阿姨知道我的嘴巴严,就常常会对我说些什么。我想,秋阿姨大概心里有很多事,只是没人可说,只好对我这个哑巴丫头说。
　　
　　六
　　
　　过了些天,我们搬到一座大些的房子里。楼上有好几间睡房,我占了一间最小的,常阿姨也过来住了,还空着一间,我知道是给秋阿姨儿子准备的。大董和老王都住在一楼。我已经开始念三年级课本了,等下学期开学时,我想进四年级——按我的年龄应该进的班级,我可不愿意和那些比我小好多的同学坐在一个教室。所以这个夏天我好用功,一天一课地赶,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好时光——可以不做永远做不完的家务而专心念书,我怎么能不珍惜呢?这是周围人都不明白的。所有人看着我那么用功,那么拼命,又那么有成效,都暗暗吃惊。常阿姨带我去附近的一个小学参加考试,是按进四年级考的,结果我考得很好,让学校录取了。那是后来常阿姨对秋阿姨说的。说默写的二十个生词我写对了十八个,我的造句也很好,老师给了九十二分。七十分就取了。秋阿姨一听又高兴了,连说:“我说柳伢子不笨吧。这叫做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听了又高兴又不高兴,我知道我没给秋阿姨丢脸,让她高兴,我也高兴;不过我想我从来没有当过鬼。
　　就在我有了新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秋阿姨的儿子来了。那天所有人都很紧张,其中最紧张的就是秋阿姨本人。听老王叔叔说,秋阿姨的儿子刚断奶时,她爱人就被捕了,是在家里被抓走的,还把家里的人统统抓进监牢,其中就包括这个刚一岁的儿子。那天秋阿姨正好不在家,她逃脱了,可是再也没有见过儿子的面。后来听说她爱人很快被枪毙了,可是却找不回那个一岁的儿子。老王叔叔说:“那个时候,也不敢去探监啊,人家就等你去好抓你,能轻易去送死吗?不光是自己送死,还牵扯到组织呢,那会儿做地下工作可跟在前线打仗一样危险,只是现在的人只知道在战场上的人多么勇敢,哪里知道那些做地下工作的难啊!”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下工作”,它的真实含义是以后才慢慢懂的。
　　
　　我没想到秋阿姨的儿子是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男孩。他们说他有十四、五了,可是我觉得是郝叔叔走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他是秋阿姨的儿子,因为他长得和他爸爸一个样,我对秋阿姨屋里的那张照片太熟悉了;大概除了秋阿姨,就数我看那张照片看得多。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也是那么帅气,那么英俊,可是他身上却少了点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只能感觉到。秋阿姨那天又高兴又着急。因为这个儿子来了既不叫妈,也不肯说一句话。陪他来的是个老农民,大董说那是孩子的爷爷,也就是郝叔叔的爸爸,秋阿姨的公公。没多一会我就听到秋阿姨在对她的公公高声说话,我听得直害怕,那声音就像那天在我们家她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话一样。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她的这个儿子从没上过学,他是个文盲。秋阿姨气得大声斥责她的公公,怎么能不让孩子上学?那个老农民哆哆嗦嗦地说:“俺能让他吃口饱饭就不容易了,儿子没了,还盼些甚啊!”常阿姨又劝又拉,把秋阿姨压了下来。那个大男孩只肯坐在他爷爷身边,让他上楼去看他自己的房间,他也不肯。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他和他爷爷一起安顿在一楼的一间房里。
　　没过两天,那个老农民就回去了。秋阿姨的儿子一定要跟着走,让那个老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你都十五了,再耽误不起。爷爷管了你饭,没让你上学,爷爷心里愧着呢。别再闹腾了。跟你妈过吧,有你出头的日子。”我心想,这个老农民心里明白着呢,说的句句是实话。秋阿姨的儿子留下了。他叫郝中凌,他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不理人,不讲话。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不过我倒猜着啦,他在怨他妈。他一定在想,为什么你不早点接我出来;也许他还会想,为什么你身边会有一个小女孩。对了,他一定会这么想。我真想跑去跟他讲,我不是你妈的女儿,我是你妈捡来的一个小孤女。你要让我走,我就会走,只要你好好地跟着你妈。我知道秋阿姨现在看着和郝叔叔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心里会多么难过,怎么能让她再伤心呢?可是我该走到哪里去呢?回家?不,我不愿意回去。对了,我可以参加革命队伍,让老王叔叔和大董带我到哪个部队去,他们总有收小兵的地方。我现在认识那么多的字,我都十岁了,一定可以做好多事情。我打定了主意,睡了一个囫囵觉。
　　
　　七
　　
　　那天吃完早饭,秋阿姨要上班走了,当然老王叔叔、大董和常阿姨也都要走,这样就只剩下我和秋阿姨的儿子,那个郝中凌。秋阿姨走之前,好不放心,可是那天又有很重要的事情,她一定得去。我看见了就上去说:“秋阿姨,吃饭我会叫中凌哥哥的。”秋阿姨住的这里有一个炊事员,我叫他杨伯伯,管我们大家的三顿饭。秋阿姨也没有办法,她什么也没说,只摸摸我的头,好像把儿子托付给了我似的。等他们都走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拿本书在院子里坐着看。郝中凌大概看见人都走了,就从房间里出来。我坐在角落上,人又小;他没看到我,自己走到门口,看样子是想出去,可是又有点害怕。我在后边大声地说:“你想上街去看看吗?”他猛地回头,第一次用那双很像郝叔叔的眼睛望着我。“你是谁?”这可是个挺难回答的问题。我还没回答就先叹了口气:“我是你妈妈捡回来的一个丑丫头。”
　　“你没有爸爸妈妈?”他问我的口气好像软和了一点。
　　“不,我有。不过他们对我不好。秋阿姨就把我带出来了。”
　　“怎么不好?”他的第三个问题口气又变得生硬起来。
　　“他们打我骂我,不让我上学,只让我在家做家务。”我尽量简洁地说,生怕他嫌烦。
　　“你也没上过学?”他的口气又变软了。
　　“开始上过一年级,后来就让我在家带弟弟,还要做饭,再也没进过学校了。”
　　“那你还是识字的人。”他好像又有点不高兴。
　　“认得不多,不过这个夏天,我跟着大董把二、三年级的功课都补上了。我考上街那头的那所小学,就要去上四年级了。”我尽量说得平淡一点,我想他不会高兴我要上四年级。
　　“为什么你跟大董学,不跟常阿姨?”他的这个问题挺奇怪,那时我还不知道常阿姨已经自告奋勇要当中凌哥哥的老师。
　　“因为——”我说不出来了,我不想说我有点怕常阿姨,“大董人可好啦,他小学都毕业啦,教二、三年级一点也难不倒他。你也可以让他教嘛。”
　　“不,我让你教!”中凌哥哥话一出口,就差点把我吓趴下了。
　　“我怎么能教你,我还刚刚学来的。”我想我应该能够找到更多的理由。
　　“刚刚学来的最好,你才知道哪个难,哪个容易。如果你这个夏天能把二、三年级的功课补完,那我要用一年时间把小学六年的功课全补上。”他说话的神情越来越像郝叔叔。我不由得不相信他的话。
　　“一定可以,为什么不呢!要不要从现在就开始?我有一年级课本。”
　　那天晚上秋阿姨他们回来时,人人吃惊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看见我和中凌哥哥在吃饭的那张桌子上写功课。中凌哥哥已经念完了第一册的第一课。虽然他写字写得有点歪七扭八,可是作为第一天的学生来说,绝对是最好的。我给他打了九十三分。
　　中凌哥哥愿意跟我学让常阿姨很不高兴,她以为是我故意去找的这份差事。老天爷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个胆子?中凌哥哥是秋阿姨唯一的儿子,离散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回来了,秋阿姨宝贝就不用说了,周围的人还不都哄着,捧着,拍着,只有我躲得远远的。常阿姨知道我和秋阿姨无亲无故,只是秋阿姨出于仗义,收留了我,她就不把我当回事,远不像老王叔叔和大董还真的同情我,也把我当作秋阿姨身边的人。可是中凌哥哥就不一样了,他是秋阿姨的亲儿子,常阿姨热心得不得了。本来当他老师是一个多么好的表现机会,可是这个机会让我这个丑丫头给抢了去。我明显看出她对我比以前更冷淡了。那我也没法子,这是中凌哥哥自己挑的。我想他愿意跟我学是因为这样对他没压力。我本来就是个小毛丫头,哪是什么老师;而且我们两人说来岁数相差五岁,可是毕竟都是少年人,平时又都在家的时间多,他的这个选择还真透露出他有点郝叔叔的头脑呢。秋阿姨是最高兴了。她根本不在乎是谁来教她儿子,只要儿子愿意留下,愿意学习,她就满足了。从此秋阿姨看着我时就更慈祥了。
　　中凌哥哥还真像他爸爸。我记得可清楚了,秋阿姨第一次看着那张镜框里的郝叔叔照片对我说的话。她说郝叔叔长得帅,脾气好,人聪明。这个中凌哥哥长得帅是没得说的,脾气好不好就不好说,可是第三条绝对没错:他跟他爸爸一样聪明。按理说岁数大了,学东西应该慢,可是他就像乘了特快列车一样,一课又一课,一册又一册。我给他打的分数没有下过九十的。他学得越多,人也越随和,他开始叫秋阿姨“妈妈”了。把秋阿姨美得转过身去,也不知是哭还是笑。到了那个寒假,我把四年级上学期学的全教给他以后,就摊开两只手对他说:“中凌哥哥,我把我会的全教给你了。你再往下学就得找常阿姨了。”他说先别急,又让我把算术书拿出来。他学算术比语文要容易些,他说在乡下时,帮爷爷记过账,还学了一点珠算。我真想不出不识字的他,当时是怎么记的账,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不过,后来他真的用了不到一年的时光,把小学六年的功课都学了。
　　一天下午,我和中凌哥哥摸到我们住的那幢房的阁楼里,它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的天地,因为我们中从没有人去过阁楼。我们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好多书。一定是原来住在这里的那家人逃到台湾时留下来的,听说原来那家主人是个大官呢。那堆书中有好多外国儿童读物,书皮是硬纸板,里面有好漂亮的五彩图片,我们也看不懂,只顾看图片了。不过也有不少中文书,我从没有看过除了学校课本以外的书,看着这些书,好像发现了一个大金矿。中凌哥哥也很兴奋,他左翻右翻,爱不释手。我们两个人就坐在书堆里,我挑了本《安徒生童话集》,中凌哥哥挑了本《鲁滨逊漂流记》。他先是看那些插图,越看越想看,可是好多字他还不认得呢。那堆书里还有成套的《人猿泰山》和巴金的几部小说。中凌哥哥偏爱前面那套书,我却把后面那几本都收了起来。我们都急着想看这些书,也许这是促使他拼命念书的另一个原因。每天除了按年级课本补课,看这些天外来书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看到儿子如饥似渴地在看书,秋阿姨那些日子总是笑容满面,很少大声批评人,对我也格外慈爱。中凌哥哥好像很自然地把我当做他的妹妹,他叫我小柳子。大董哥哥老王叔叔和杨伯伯都叫我小柳。只有常阿姨中规中矩地叫我“柳杨”,不过我最爱听的还是秋阿姨叫我“柳伢子”。
　　
　　
　　八
　　
　　那年夏天,秋阿姨要送中凌哥哥到北京去念书。说是要进什么工农速成中学。秋阿姨说:“这么大的个子,要跟十一、二岁的中学生坐在一个教室,怕他连教室门都不肯进。让他跟那些调干生一起把中学功课补上来,时间还短,只要三、四年时间,毕业也不到二十,没耽误什么。”秋阿姨说完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中凌哥哥要走,大家都舍不得。一年下来,他和所有人都成了朋友,秋阿姨说那是因为他有他爸爸的好脾气。甩掉文盲帽子的中凌哥哥,更加像郝叔叔了。
　　要说最舍不得中凌哥哥走的人,其实不是秋阿姨,而是我。秋阿姨到底是老革命啦,经历过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变故,儿子去北京念书,说舍不得,可还是高兴的成分多。我就不一样啦。这一年,说起来和我接触最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这个中凌哥哥。不仅因为前半年我当了他的小老师;后来他跟常阿姨学五、六年级的功课,每到做功课时,还是我们两人一起趴在那张吃饭桌上面,头也不抬地写作业。也许我们两人都感到被耽误了,比别人落后了,我们两人的那股拼命的蛮劲,还真很像呢。每当做完了功课,如果那些大人还没有下班回来,中凌哥哥就很想上街去看看。可是对一个乡下人,哪敢自己去逛街啊,于是我就变成了他的小向导。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跑过多少地方,不过我到底是本地人,起码说话听得懂,我们两人就没有一点目的地四面转悠。有一次跑远了,一下子找不到家,左问右问,回来已经天黑了,只见秋阿姨急得团团转,见我们回来大声喊道:“回来了,回来了!我以为蒋匪特务把你们拐到台湾了呢。”那些天有飞机来轰炸,有人说是国民党的,也有人说是美帝国主义的,闹得人心惶惶。我觉得秋阿姨的这个担忧真好玩,蒋匪特务,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呢。我看看中凌哥哥,发现他也在偷偷地笑。中凌哥哥跟我想的一样,我也笑了。秋阿姨气得又大声喊道:“还笑!没把我们急死。两个娃娃各打三十大板!”
　　当然秋阿姨是舍不得打我们的,不过说好了,以后如果再出去,一定要和炊事员杨伯伯打个招呼,白天时间,只有杨伯伯在家,起码要有人知道我们人在哪里。现在中凌哥哥要走了,以后谁还会跟我一起做功课,谁还会和我一起去逛街?我从来没有这么惦记过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么放心不下一个人,我一个人在被窝里悄悄地掉眼泪。这和以前在家时挨打受骂掉眼泪一点不一样,这是我为自己心痛地掉眼泪。
　　中凌哥哥走的前一天晚上,秋阿姨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地方好去的,也许那时我很伤心,对秋阿姨在这个时候还会有这个兴致,一点也不领情。老王叔叔把车一直开到了黄浦江边,秋阿姨和大董带我们上了一条船。那是一条民船,掌舵的是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老船夫,他好像在等我们。身后还有个岁数不小的女人,大概是老船夫家里的;后舱还露出一个年轻女人的脸,不过她没有出来。我们四个人坐在前舱的两条横板上面,就像是两条长板凳。老船夫看见我们坐好,就起锚摇起长长的橹向江心划去。初始时四周还有些来往船只,划着划着,只见江面慢慢显得空荡荡的,我发现船只越来越少,江面越来越开阔,啊,我们不会划到东海去吧。
　　突然起风了。老船工吆喝了一声,后舱一下子冒出三个人。除了我刚才看见的那两个女人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嘴里还在嚼着东西,看样子是正吃着饭给叫出来了。只见他纵身一跳,两手一下子就抓住了一条粗粗的绳子,随后他使劲地拽那根绳子,直到他整个人几乎躺倒在地,这时身后两个女人先后扑了上去,一把一把地从上面继续往下拽那根绳子,船帆慢慢升起来了。那是一片破旧不堪却厚实硕大的船帆,它在我们眼皮底下威严地升了上去。我看着都不敢出口大气,心中充满了恐怖与敬畏。等到它升到了顶端,那个小伙子手脚麻利地把粗绳绕在一个铁盘上面,再站到船尾和老船工一起摇起橹来。秋阿姨轻轻说了句:“真像那一家。”我不知道秋阿姨说的是哪一家,我相信中凌哥哥和大董大概也不知道,不过谁也没问。我们所有人都仰着头,望着那黑黢黢的船帆,它像一座黑色的大山,随时会倾倒下来;它又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傲慢地立在黄浦江上。我感到一阵心悸,又是一阵晕眩。我不敢再看,低下头时,却见此时泛着点点灯光的江面正在颠簸,不时有水花溅到船帮上,我真怕它会把我们统统吞没。我向老船工望去,只见他的表情和我们初登船时一模一样,好像船现在还靠在岸边,我暗暗为我的惊慌和无措惭愧。我看着那个苍老又贫穷的老船工,他多么像现在正迎风向前的那面老旧又坚挺的破帆。
　　不多一会儿,周围一只船都没有了,只剩我们一条船在江心乘风破浪地向前驶去,就在这个时候,秋阿姨突然站了起来,她双手握拳大声对着此时黑幽幽的江面,和那上面泛着无数点点灯光的黄浦江喊道:“伊侠啊伊侠,我又来了,带着儿子一起来了。你睁眼看看吧,他明天就要走了,你看看他吧……”秋阿姨那撕裂而凄厉的声音,让风声、波浪声和不知哪里发出的许许多多声音盖了过去,可是这个声音却在我耳边响了许多年。
　　伊侠是谁?不用问我就知道了,他一定是郝叔叔!不远处响起快艇的嘟嘟声,探照灯的强光被黑暗吞没了它的威力,在照到我们船上的余光中,我看见中凌哥哥的眼角泛着泪花,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包围着我们的涌动的江水。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郝叔叔当年被捕后,很快就被枪毙了,装着尸体的麻袋被投进了黄浦江。也许,那个时候秋阿姨自己就来过这条江上,所以她会说:“我又来了。”或许她也是乘坐过这样一条船,所以她才会说:“真像那一家。”
　　中凌哥哥走的前一天,秋阿姨回来时带来一个人,说他会照相。秋阿姨想跟儿子照张合影。可是中凌哥哥怎么也不肯过去,让那个人白举了半天照相机。后来秋阿姨对我喊道:“柳伢子也过来,一起照。”中凌哥哥才跟着过去,秋阿姨站在中间,我和中凌哥哥站在她的两旁。后来秋阿姨看着那张照片,笑眯眯地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秋阿姨好福气。”我想应该是我好运气。中凌哥哥第二天就坐火车走了,大董陪他去的北京。我和秋阿姨到火车站送他们。火车开动时,我忍不住跟着车厢跑起来,我对趴在窗上往外看的中凌哥哥喊道:“你一定要写信来啊,中凌哥哥——”火车开快了,我停住脚步,只觉得一双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我看也没看就转过身来,抱住秋阿姨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九
　　
　　中凌哥哥走了,我一个人寂寞地上学,做功课,继续看我和中凌哥哥从阁楼找到的那些书。我再也没有一个人去逛过街。只是偶尔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会停在什么地方,好奇地张望一下。那一次回家路上,我正在傻傻地看着一个小摊贩在做糍饭团,他的两只手拍来拍去的,把个糍饭团越拍越紧。忽然听得有个人叫我,她叫的是我以前的名字“杨柳”。我吃惊地猛回头,只见一个头发剪到齐耳朵的年轻女人,如果不是那张好看的脸蛋,你会以为是个男人呢。她怎么知道我过去的名字?我又奇怪,又害怕。她很和气地笑着对我说:“你不认识我,不过你以前总抬头从窗户里看我。”怎么会呢,她是那个三楼窗户后边的女人?不可能,那个卷着头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人,会是这个穿着一身旧军装、头发剪到耳朵上边的人?她笑着说:“你变了,我也变了。”我还是没有说话,我早惊呆了。她看出我的惊慌和诧异,扶着我到一旁说道:“我参军了。你以前就不认得我,现在更认不得了。”她说着又笑了起来。她笑起来很好看,我以前从窗户上望她时,就知道她好看,只是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她。我还是没说话。她忽然收敛了笑容对我说:“你爸爸快死了,你不回去看看他?”
　　
　　“爸爸——他怎么啦?”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个家,那个遥远又可怕的家,可是毕竟曾经是我的家。还有爸爸,他很凶地打过我,可是他也养了我好多年。
　　“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现在叫柳杨,这个名字真好。”她的微笑又回到了脸上。她的两条眉毛又细又长,我相信她绝对没有画过,她现在当兵了,不会画眉的,可是那两条长眉让她怎么看也不像个当兵的。她笑起来也那么甜……唉,我怎么会想得那么远,她不是说爸爸要死了吗?她看我还那么傻愣愣地望着她,就细声细气地对我说:“我也是听说的,详细情况不知道。好了,再见,柳杨。”
　　她刚走我就追了上去:“阿姨,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在哪儿啊?”
　　她转过身看着我:“我也改名字啦。我现在叫乐重生。我在文工团。”
　　我记得秋阿姨说过,可惜我不漂亮,不然就送我去文工团。这个阿姨长得那么漂亮,当然应该进文工团喽。她说她也改名啦,可是她以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很想多知道一点她的事,因为以前天天可以看见她,却什么也不知道她。现在还是差不多。她看我不想走,说了句:“回家吧。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那天晚上,我告诉秋阿姨,路上碰到一个以前的邻居,她告诉我,爸爸快死了。我没说她让我回家看看,尽管我很想在爸爸死前看他一眼,可是一想到要回那个家,我还是很害怕。秋阿姨半天才说:“明天放学后,我带你回去看看。”
　　我很紧张地问:“你不会把我放到那里吧?”
　　秋阿姨看着我,摸摸我的头:“只要你愿意留在我这儿,我不会让你走。不过现在你也有十一岁了,该去该留由你自己决定。”
　　“秋阿姨,我不走,我要留在你身边。”我可怜巴巴地说。秋阿姨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晚上,我以为秋阿姨会带我回家。可是没有。她在那个大家吃饭、我和中凌哥哥做功课的饭堂里来回地走,我看着都觉得头要晕了。最后她大声叫道:“小董同志!”原来她让大董哥哥先去一趟我们家,摸摸情况。大董哥哥说没问题,咱是侦察兵出身的。
　　我那么心焦地等到大董哥哥回来,他看都没看我,就直接走进秋阿姨办公的屋子。没多一会儿,秋阿姨出来,让大董哥哥叫上老王叔叔,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就拉着我坐上车到了我的那个家。快两年我都没有跨进过这个门,爸爸和妈妈也从没有去看过我。现在突然又回来,我的心跳得好厉害。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我进屋就把头低下,把脖子缩进肩膀,完全是一种自然反应。这里的气氛和以前好不一样,阴沉沉的。我看见妈妈了,她也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她的头发直了,也没有穿旗袍,她显得老了不少。我没有叫她,她根本没有看我一眼,径直向秋阿姨走去。秋阿姨拍拍妈妈的肩膀:“我早估计到了,会出事的。躲不掉的。”妈妈伸手抹着眼泪,我看见哥哥和弟弟出现在他们的房门口,他们一定看到了我,不过谁也没有走过来,我也没有走过去。秋阿姨和妈妈在一旁说话,我和哥哥弟弟就这样互相望着。我感觉他们有点难为情,而我面对这两个以前只会对我挥拳头的兄弟,竟然生出一点怜悯。我想对他们这样的人,也许还是以前那个世界更适合他们,因为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做,还可以任意打人。我的头渐渐抬了起来,四面张望,心想爸爸呢?他一定躺在床上,我应该去看他一眼,对他说:“爸爸,我脸上的疤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也不记恨你,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可是,秋阿姨和妈妈说完了话就拉着我的手要走了。我开口问道:“爸爸呢?我还没有跟他说句话呢。”
　　秋阿姨对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大声地哭了起来。
　　爸爸自杀了,在刚刚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了。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三反、五反运动”,我只知道那个很会给家里挣钱的爸爸没了,妈妈得自己养家了,她说如果我愿意回家可以回去住。不过我还是没有回去,因为我仍然害怕家里剩下的三个人。我已经习惯秋阿姨这里,我感觉这里才是我的家。自从爸爸去世,我和秋阿姨短暂拜访过那个家之后,妈妈和秋阿姨,也就是和我,又恢复了联系。妈妈没有了爸爸,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每当有什么事想求秋阿姨,或是想和秋阿姨商量,总是让哥哥在我学校外边等我,说妈妈要见我,我就变成了他们的联络员。不过她们究竟谈的是些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次很特别,那是妈妈自己等在学校外边,让我告诉秋阿姨,有个人想见她。妈妈说的时候很神秘,她不断向四周看着,好像怕给人听见一样。她要我一定在没有人的时候和秋阿姨讲,不要让别人听到。“就说四舅来了。能见一面最好。他不会多留,就这一、两天。”刚转身妈妈又回过来对我说:“四舅这两天在我们家。”四舅是什么人?我心中惴惴不安。
　　那天晚上,我悄悄告诉秋阿姨妈妈让我捎的话,我发现秋阿姨的脸色很不好。半天她说了一句:“柳伢子,你还太小,不然你能帮我做些事。”
　　“不,我现在也能。”我肯定地说。我想只要是秋阿姨让我做的事,不管是什么,我一定能做到。秋阿姨转头望了望我:“真的?”
　　“当然!”我言之凿凿地说。急切地盼望秋阿姨现在就让我去做什么。我意识到,秋阿姨大概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了。我又加了一句:“哪儿我都敢去,你想要我去见什么人,我也能去。”秋阿姨又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嗯了一声。她什么话也没再说。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半夜醒来好几次。我只知道秋阿姨早早失去了郝叔叔,又失去儿子这么多年,她比我还可怜呢。好不容易把个儿子找了回来,一下子又走得那么远。我可不希望秋阿姨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在心里默默地求老天爷,保佑我的秋阿姨吧。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秋阿姨就走进来,她站在床前对我说:“今天放学后,你妈妈大概还会在学校外边等你。告诉她,今天晚上我会去你们家。”说完就向门口走去,开门前,她又转头加了一句:“我会带你一起去。”
　　那天晚上在我原来的家,我看见了那个妈妈称之为“四舅”的人。他戴着一副有好多圈圈的黑边眼镜,像是一个老学究;不过他的样子又不大像做学问的人,主要是他那身寒酸的衣服,和那副畏缩的样子。对任何一点声响,他都会惊慌地抬头张望;对进来的每一个人,他都会疑云重重地仔细观察。秋阿姨和他走进妈妈的卧房,他们关起门来谈了许久。这时我和妈妈坐在客厅里,哥哥和弟弟在他们房间不愿意出来。妈妈问了问我上学的事,说话中,不断地叹气。我很怕妈妈要我回来,因为现在这个家,好像更需要我回来做饭做家务了。还好,妈妈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我们两人难堪地沉默着,我突然轻轻地问了句:“四舅是谁?”
　　妈妈挑起了眉毛,好像要发作一样,不过她又把眉毛收敛下来,轻声说道:“这些事跟你说又嫌你小。不过你现在生活在惠秋身边,有些事也许应该知道。”她还叫秋阿姨以前的名字。我没有做声,心中盼望她快讲。“你的秋阿姨是我老乡,也是老同学。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听了大吃一惊,真的吗?“惠秋家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不过她父亲也是有名的开明绅士。我们上的小学就是他出钱办的。我和惠秋在学校坐一个位子。中学时,她家有钱,送她进了省城的女中。我还是在我们小镇上的学校念书。唉,要不去省女中,她也不会当共产党,也不会……”妈妈停下来了。我盼望她接着再讲下去,可是妈妈就此打住。
　　我又重复了我的那个问题:“四舅是谁?”
　　妈妈脸拉长了,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小孩子不要多问。我跟你说的也不要到外边讲。”我心里急得直痒痒,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妈妈再也不开口了。
　　
　　十
　　
　　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四舅是什么人。我用尽我的本事去猜,去想。我想明白了几件事。第一,四舅认识妈妈,又认识秋阿姨,他一定来自她们的家乡;第二,他肯定带来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妈妈才会亲自站到我的学校门口等我,秋阿姨才会决定来见他;第三,他带来的一定是坏消息,而且是不能对外说的,所以妈妈让我在没人时对秋阿姨说。秋阿姨又要带着我来见这个四舅,为什么要带我?她们根本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但是秋阿姨带着我回到我的家,就有点顺理成章啦,可以让老王司机大方开车来,也好对常阿姨说。要知道常阿姨对秋阿姨的行动可注意着呢。这么想下来,我更加想知道这个四舅,他是谁?他带来了什么消息?这个消息对秋阿姨会有什么不好吗?一想到可能会伤害秋阿姨,我就着急得不行。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惦记的就是秋阿姨了。当然,我也常常会想中凌哥哥。他走了好几个月,只来过一封信,还不是给我的。不过现在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他。我决定直接去问秋阿姨。
　　
　　那是第二天晚上,晚饭后秋阿姨站在门口,好像要出去,又没想好是不是要出去。我走到她身后,轻轻地说:“秋阿姨,你也想去逛街吗?”“逛街”这个词是特别属于我和中凌哥哥的。秋阿姨大概意识到了,她低头对我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就牵着我的手跨出了大门。大董哥哥马上跟上来。秋阿姨让他回去,说我们就在门前这条街上走走,很快会回来。
　　我们走在那条人行道上,马路两边长着茂盛的法国梧桐树。我最不喜欢在这种树下走,因为树上会掉下花花绿绿的毛毛虫,不小心掉到手臂上,会痛好几天呢。晚饭后,街上还有不少人。我们没有任何目的地向人少的那边走去。秋阿姨什么话也没说,好像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似的。我忍不住问道:“秋阿姨,四舅是谁?他是你的四舅还是妈妈的?”
　　秋阿姨突然停住了脚步。她转身望着我,半天才说:“都不是。”
　　这才怪啦。我想不明白,于是我又问道:“他是从你们老家来的,是吗?”
　　秋阿姨转身继续往前走去:“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没有,妈妈什么也没对我说,是我猜的。”我赶紧申辩,我不想秋阿姨再怪罪妈妈。
　　“可惜你太小,不然你能帮我做些事。”秋阿姨又重复这句话。两天前她就这么说过。
　　“秋阿姨,我能帮你做事,真的。我什么都不怕,你让我去哪儿,我都敢去;让我跟谁说什么话,我也能去说。不骗你。”我诚恳又焦急地抬头对秋阿姨说着。
　　“真的?”秋阿姨这次好像有点认真啦。她停下来看我,没有往日那种慈祥的微笑,却带有一种审视干部的眼光。“如果我让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办事,你能去吗?”
　　“能,当然能。我四岁开始做家务,六岁就自己上街买菜,买豆浆。我什么也不怕。真的,秋阿姨。”我不知怎么才能让秋阿姨相信我,我又想起一件事:“我七岁那年,妈妈生病,爸爸不在家,是我坐电车去找医生的。”
　　“你哥哥呢?为什么他不去?”秋阿姨问我。
　　“哥哥不敢自己坐电车,他平时都是走路去学校,他不敢自己去。”我如实地说道。
　　“你为什么敢?”秋阿姨好像还是不相信。
　　“我从小做的每件事都不是我那个年龄人应该做的,可是我都做了。”我想这就是理由。
　　“噢——”秋阿姨拖长了声调,她又问:“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我们已经放假啦。”
　　第二天,秋阿姨告诉楼里的所有人说,我妈妈身体不好,暑假我要回去照顾她。秋阿姨要我带上几件换洗衣服,做好准备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次我们没有坐老王叔叔开的车,我都不知道秋阿姨是怎么对他说的。总之,那天是秋阿姨和我单独走了一段路后,一起坐上电车。路上秋阿姨说要我跟一个人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那个人会在路上详细对我说。我发现秋阿姨对这里好熟啊,我们转了几个弯,就到了一个小弄堂,在一栋房子后门停住了脚步。秋阿姨敲了两下门,房门打开后,我吃惊地发现等我们的人竟是那个四舅。
　　
　　十一
　　
　　我和四舅坐船向长江上游驶去。走之前,秋阿姨对我说,让我把四舅叫“爷爷”,说路上一切听爷爷的安排。她对四舅介绍我是她的干女儿,说我人小经历多,嘴严心眼好。我能当秋阿姨的干女儿,还得到她这么好的评价,高兴得不知怎么好,真愿意为她赴汤蹈火。秋阿姨在四舅进去做什么的时候,塞给我一个包,悄声说自己保管好,以备万一之需。我问她是什么,四舅就出来了。在路上我才翻出来看,原来是一沓钞票。
　　秋阿姨没有送我们,我知道,她不能在外边待得太久。我和四舅是坐着一辆三轮车到的码头。我们上了船,坐的是统舱。那里人虽多,好在每人有张床。我把放随身衣服的小书包放在枕头旁边,把秋阿姨给我的包,贴身藏在我的小裤衩上缝的小口袋里。我想什么都能丢,就是不能丢掉秋阿姨给我的东西。船上又闷又热,四舅可能这些天太累了,或是太紧张了,他头碰到枕头就睡着了。我在旁边看了看,他半天没有动,就悄悄走到上面的甲板。那里好凉快啊,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扶着栏杆看着渐渐变宽的江面。这时正是傍晚时分,太阳慢慢地落下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落日,我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动了它,它会突然掉到水里面。我愿意就这么看着它,一点一点地落下去,天空也一点一点地在变换颜色。满天的云彩先被它涂成了红色,随即又转成紫红色,再暗了一点,成褐色,最后,天边像是布满了乌云一般,那是太阳完全掉进水里啦。我叹了口气,心想多美的景致也有消失的那一刻,心中好像生出一点忧伤。这和以往我在家做小丫头时的忧伤完全不同,它来自我对秋阿姨的担忧。我记得她离开四舅住处时的那个眼神,好像这次去的应该是她自己,而不是我。尽管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次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可是我知道它和秋阿姨有直接关系,和秋阿姨惦记的人有直接关系。
　　突然有个人把手搭在我的肩头。我吃惊地转过头,原来是爷爷,其实我在心里还是叫他四舅。“爷爷,你睡好哪?”我小声问道。他嗯了一声,也趴在栏杆上看着越来越宽的江面。我又说:“刚才太阳落到水里才叫好看呢。”
　　他半天才开口:“我现在是什么美景、什么美食都品不出来啊。”我没有做声,心想也许不该在这个时候对他这么说,可是我也实在找不出话来。我等着四舅对我说些什么,秋阿姨告诉我,路上四舅会详细对我说的。可是他还是什么也没说。直到天完全黑了,他才说:“柳伢子,回去吧,该睡了。”四舅叫我一声“柳伢子”,一下子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爷爷。
　　我们是逆水而上,船走得很慢。听四舅说光是坐船就要两天三夜。然后还要坐火车。第二天白天,我们又走上甲板,江面上不时有来往的船只,我最爱那些拉着汽笛的小火轮。当我们又趴在栏杆向外眺望时,江面宽得看不到两岸了。我小声问四舅:“我们去哪儿?”
　　四舅奇怪地望着我说:“惠秋没有告诉你?”他也叫秋阿姨原来的名字。
　　我摇摇头说:“没有,她说路上你会告诉我。”
　　四舅也摇起头来:“这个惠秋,让我怎么对个孩子说。”
　　“我不是一般的孩子,我比他们都要大,我从四岁就开始做家务,秋阿姨也知道的,所以她才会让我跟你出来。”我尽量让这个陌生的四舅能够信任我,这太重要了。不然我怎么能担当起我要做的事呢?
　　“我们要回湖南老家。”四舅开始跟我说话了:“但是又不能大摇大摆地回去。”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惠秋家出了点事,但愿我们还能见到几个人。”他说时,声音很沉重,想了想又说:“不要说你是惠秋的干女儿,就说是我的一个远房外孙女。”这就是四舅对我说的全部。纵使我再聪明,我也猜不出来这次长途旅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更何况我还不是一个聪明人。我只有用点头回答他的每一句话。
　　起风了,江面开始动荡起来,波浪拍打着船身,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心里也像是起着层层波浪,让我心焦又心慌。尽管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心焦和心慌。
　　
　　十二
　　
　　第二天下午,四舅又躺下睡觉了。我在他对面的床上也躺下,可是我一点也没想睡,只是假装闭上眼睛,不时睁开看一下。四舅看起来像个农民,可是他又不是农民,也许是因为那副眼镜,但更多的是他沉稳的举止。说实在的,就连大城市的人也未必能端出那么一股劲来。可是四舅就有,而且他不是特意装出来的。这就更让我感到他的神秘,越神秘就越想知道他。我不停地睁开眼睛偷偷地看他。谁知,就在我睁眼的一刹那,我看见一个人把手伸到四舅的口袋里,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声喊道:“你要干什么?”那个人吓了一跳,转身就跑,我拔腿就追。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前边的人把那个人截住,他手上握的东西也掉到了地上,我跳上去捡了起来,原来是一个小布包。那人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甩掉两旁的人走掉了。四周的人都说:“这个小姑娘蛮行的嘛。”四舅也闻声走过来,接过那个布包,回到我们的床铺。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有问。不过我发现自从那以后,四舅好像真把我当孙女啦,我真高兴,我有了一个爷爷。
　　
　　四舅总是用手去摸现在放在里边口袋的那个布包,我知道它一定很重要,就对四舅说:“爷爷,你是不是怕那个东西丢了啊?可以放在我里边裤子上缝的小口袋里。”四舅看了看我没说话,我知道他不放心,小声对他说:“秋阿姨告诉我要出远门时,我就在我的两条裤衩上面缝了个小口袋。贴身放东西,最保险啦。”我没对他说,秋阿姨还给我一个小包,我也放在里面了。四舅还是没说话。我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不过,我总是很警觉周围。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威胁在迫近我们。以前在家当小丫头时,我总有这种感觉,不知哪件事没做好,就会挨骂挨打。这两年跟着秋阿姨,这种感觉完全远离我而去,可是现在它又出现了,那么熟悉,又那么怪异,因为它来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四舅吃过晚饭,又走上甲板。第二天一早船就要登岸,很多人都留在舱里,整理东西或睡觉,养精蓄锐明天好去赶路。在清静的甲板上,我们两人坐在一张双人藤椅上。四舅看着滔滔江面,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在我们那个乡下,有一个能人。他早年中过举人,民国后又办过学堂。家族里的事他能管;村里、镇里的事,他说的话也有人听。他没有什么官职,可是比那些当官的都管事。他从祖上就继承了一片宅子和许多地,他用家里的祠堂办起学校。他还懂得中医,不过他从不挂牌子看病,只有知道他会治病的人找到他,他才会给人看。看了还不收人家的钱。当然有钱人总要变法地给些报酬,像字画啊,好绸缎啊,还有的知道他喜欢喝酒,也会带瓶什么名酒来,那他倒也收下。只是对穷人,他绝不收分文,有的时候还会贴上点钱,让他们去抓药。他对乡亲们和长工们就像对家人一样。有一次土匪闯到家里,拿着闪闪发光的大刀。闵老爷让家人站一边,让长工和我们这些外姓的站到另一边,对土匪头说:那些是来干工的,莫找他们麻烦,我们全家都在这边。那个土匪拿了点银元,没伤人,哼了几声转身走了。每到灾年,他们家大院一定会有粥喝,连叫花子都知道讨饭要到闵公馆去讨。”四舅终于露出底来了,我清楚地听到他刚才说了“闵老爷”、“闵公馆”!那一定是秋阿姨家,妈妈说过,秋阿姨家是当地最大的大地主。我也记得,秋阿姨以前叫闵惠秋,她姓闵!那么四舅说的这个“能人”,一定是秋阿姨的爸爸啦!我抑制不住我的兴奋,四舅终于要对我说我一直等的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早年间,乡下就像跑马场。你生在大城市,就不知道这个了。今天这个部队来,明天那个土匪过,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整天在荡秋千,哪里有一天的安分。闵老爷其实也不是对谁都一样,他还是盼望世道变好,他对那个农村出来的共产党,又得意,又佩服。当时只要有他们的人过往这条街,不管是要钱,要粮,他开着后门尽着让他们搬。拿走了多少,连个账都不记。家里长工背地里说:闵家快变成共产党的钱庄和粮仓了。”四舅说到这里,眼睛望着逐渐转暗的江面,现在那上面正掀起层层破浪。我屏着气听着,眼睛也死死盯着越来越不平静的江水,闭紧了嘴巴,生怕一插话四舅什么也不说了。
　　“他最心疼的宝贝女儿早早当了共产党,从县中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啦,后来听说去了上海,还听说有了女婿,不过男人早早给杀了。一个人走南闯北,再也没有回过家。以后听说共产党到了北边,南方不再有大部队,闵老爷感到有些寂寞。其实他也是惦记女儿,不知那个离家时才十多岁的女儿是死是活,不知人在天下何方。”四舅停下来了。
　　“秋阿姨没有兄弟姐妹吗?”我悄声问道。
　　“有。她的哥哥在家帮父亲管家,弟弟有只眼睛不好,从没出过远门。真正出门做大事的还只有细妹子一个人。”四舅又停了下来,他把秋阿姨叫“细妹子”。我心里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不知该问哪一个。四舅又接着说下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家里就收到细妹子的信,才知道原来她还活着,人在上海,不知当的什么官。那时全家人都盼她回来看看,说起来走了总有二十来年了。可是,她没有回去过。”
　　那我是知道的。秋阿姨刚解放就跑到我们家,还顺便把我给解放了出来。后来她也没有回过老家。这些我都知道。“爷爷,你不是秋阿姨的四舅,对吗?那为什么她们都叫你四舅?”
　　“不是。早年间,我是他们家请的私塾先生,你妈比细妹子小,没赶上念私塾。民国以后,娃子们都上学堂了,私塾也关门了。闵老爷心肠好,不愿放我走,慢慢地我就成了他们家的账房先生。不过从一开始,人人都管我叫四舅。大概没人知道我姓什么。”
　　“爷爷,秋阿姨让我跟你来干什么啊?”我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
　　“唉,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让一个细伢子跟我来,也许是怕我回不去,到时候起码还有一个报信的。”四舅的口气重重的。
　　“报什么信?”我又问。心里好害怕,刚才四舅说他可能回不去,那是要我自己回去吗?
　　“现在说什么都嫌早。走着看吧。”四舅站了起来,像秋阿姨一样,摸摸我的头。
　　“爷爷,你不回去了吗?我一个人走肯定会丢的。”我着急地说。
　　“你不是很能干吗?柳伢子,不要急,也许没那么严重。”四舅这次真的打住了。往统舱走的时候,我真不知道现在肚子里的疑问比以前多了还是比以前少了。我带着它们在船上睡了最后一晚,也是最不安分的一晚。
　　
　　十三
　　
　　第二天我和四舅下了船。四舅站在码头上,向四周看了半天,低头对我说:“记住这里是朝天码头。买票的窗口在那个角落。”说着他指给我看,“要买就买三等舱,不要买统舱,一个女娃,怎么坐统舱。”
　　我一听就急了,“爷爷,你真的不跟我回去啦?”说着我都要掉眼泪了。
　　“不知道,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四舅说得很无奈。
　　我们找到了火车站,我们要坐的那班车下午才有。四舅掏出那个小布包,哆哆嗦嗦地拿出钱买了票。原来那个布包是钱袋,差点让人偷掉了。收好票后,四舅说带我去吃点东西,还说不知道回去后能不能吃上饱饭。我们找了一家小馆子,四舅要了一小壶酒,还有几盘好吃极了的东西,我叫不出来是什么。这一辈子,一想起四舅,我就会联想到那个火车站旁的小馆子,还有里面的小吃。它们的美味和当时我们的心情那么不协调,唯有那特殊的美味成了四舅印在我记忆中的独特风味。
　　在那个没有第二桌客人的简陋小馆子里,我大口吃了盘子里的所有好东西,放下筷子才想到,这是我和四舅单独在一起的最后机会了,可是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来干什么,和许许多多别的事情。趁着四舅一口一口地喝酒的空当,我用尽我的全部本事,找出几个最关键的问题。我问道:“爷爷,你为什么这么远来找秋阿姨?”
　　爷爷的酒杯停在了半空中,随之把它放下,眼睛盯着它。“闵老爷要出事。我想细妹子革了这么多年的命,总能保一保爹吧。”四舅说完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干了。我吓了一跳。
　　“秋阿姨怎么说?”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个晚上在我自己家里,四舅对秋阿姨说了什么,秋阿姨又对四舅说了什么。可是四舅只是摇头,又给自己斟上了一杯。
　　“她能帮忙吗?”
　　四舅摇摇头。
　　“为什么?”
　　四舅又一口把那杯酒喝完了,“她怎么不想帮呢?不能帮啊。我要是早知道会这样,何苦跑这一趟!还害得细妹子于心不安,又提心吊胆。唉,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四舅说完又要去倒酒,我把酒壶拿过来了,四舅要再喝下去,我什么也问不出来,我们还得误了火车。
　　“我说,柳伢子啊,我这趟走了有十天,家里是个什么样也不知道。等回去,我把你放在小镇上一个老熟人家里,她没房没地,也没得罪过人。你在那里等我的信。再多的我现在也说不上来了。”四舅说完一把抢过酒壶,把最后一点酒全倒在小酒杯里啦。
　　
　　我能问到的就这么多了。四舅有点醉醺醺,他看着我说:“细妹子是个好妹子,你也是个好伢子。她早早没了男人,儿子刚接回来又走得那么远,你要跟她好好过。听见了吗?”我忍住眼泪用力地点头,只觉得四舅像是在留遗嘱。
　　我们坐了好几个钟头的火车,天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四舅睡了一路,到站他猛然醒来。他带着我出了车站,急急忙忙地向前走着,我看出他心中正火烧火燎,急着找盆水去扑灭。我真怀疑,我们能不能找到这盆水。
　　四舅把我放在那家人家转身就走了,他刚走两步,又回过身来,把个东西放到我手里。我不看也知道,是那个他一路上当宝贝的钱袋。他走得那么匆忙,激起我心中巨大恐慌。我好像知道从此我就要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心里还有很多问题,可是现在我该问谁去?四舅只对我说,叫那个当家人“二姑”。我不知他是怎么对她讲的,二姑也叫我柳伢子。二姑比秋阿姨还要大,又比四舅年轻。她一脸忠厚相,厚厚的嘴唇,胖胖的脸庞,她的头发好像生得太靠前了,显得前额很窄,她说话比四舅乡音更重,好在我一路跟四舅走来,也差不多能听懂。二姑给我打了一盆洗脸水,让我好好洗一洗,这可比给我吃好东西还要实在。一路走来,已经是三天三夜,全身臭烘烘。我用那盆水又洗脸,又洗脚。等我把水倒在院子里,回来看见二姑已经在桌子上摆了一盘菜,还盛了一大碗米饭。中午吃的那些好东西好像都没了,我怯怯地问道:“二姑你不吃吗?”二姑说她早吃过了,让我快吃,吃完好休息。我不客气地端起碗来。那盘菜好辣,里面有一种肉硬硬的,却很好吃。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腊肉。我吃得满头大汗,不知不觉把一大碗饭统统吃掉了。二姑等我吃完了才走过来,她默默地收拾桌子,我看着她,心里想,她肯定是个好人,不然四舅也不会把我放在她家,她也不会做好饭给我吃。我就开口问她:“爷爷去哪儿啦?”
　　二姑看了看窗外,叹口气说道:“还不是赶回家了。早回去有什么好?”
　　“爷爷为什么不带我去?”我又问道。
　　“怎么能带你去!那边闹得不知道多么凶呢,明天我带你过去看看。我们站得远远的。你千万不要叫爷爷,知道吗?就像个乡下孩子,穿身旧衣服,别把城里人的东西穿戴出来。”
　　我本来带的就是旧衣服,我也从来没有什么城里人的好东西。听着二姑的话,我想我是见识过人怎么凶的,也想象不出来还能再凶到哪里去,饭后我倒头就睡着了。
　　
　　十四
　　
　　第二天一早,二姑把我叫醒。她塞给我一个糯米团子,让我在路上吃。这种糯米团子很像我们那儿街上的糍饭团,只是里面没有油条,放了一点点红糖。我问她去哪儿,她也不说,只是急匆匆地领着我往前走。慢慢地我发现,路上人越来越多,都往一个地方走。我忍不住又问:“我们是去看爷爷吗?”二姑嗯了两声也不说话。她的沉默让我本来不太紧张的心悬了起来。我们走了总有一个多钟头,从城里走到乡下。我很好奇地看着两旁的水田,在水田里耕地的黑黑的水牛。二姑几次过来拉着我的手往前赶,我不知道她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发现路上同行的人,有的高兴,有的着急,有的悲伤,也有的面无表情。二姑属于最后那一类,从她的脸上,看不出她心里想什么。我也看到,路边破房子的泥墙上,写着一些歪七扭八的大字:“消灭地主阶级!”“斗垮地主威风!”我抬头问二姑,这是些什么啊?二姑说:“搞土改啦!”什么是“土改”?我还想问二姑,却没敢开口。
　　我几次拿出那个糯米团子,想吃又顾不上,只好把它揣在口袋里,加快脚步跟着二姑,我真的很想知道四舅回去干什么。还有,秋阿姨的爸爸,那个闵老爷现在怎么样了,四舅说过,闵老爷要出事。我想如果我走了三天四夜到了秋阿姨的老家,我一定要见到秋阿姨的爸爸;他如果真出事了,我也要搞清楚,是什么事,回去好告诉秋阿姨。
　　快到一个村子时,我们听到了急迫的打锣声,那种往日唱戏时发出的欢快响声,今天听在耳中却像是声声在催命。人们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我已经快走不动了,往日虽说我也从早到晚地干活,可是还真没有一口气走过这么长的路。奇怪的是二姑听到打锣声后,不但没有加快脚步,反而拉着我走到一旁,好像要让那些急着看热闹的人走在前面。我好容易有了一个喘息机会,摸了摸那个糯米团子,还没等我把它拿出来,二姑突然上前拽住一个人。那是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老农民。二姑和他站在一旁嘀嘀咕咕,还用手指了指我。那个人看着我直摇头,摇得我心里惶恐得很。二姑抑制不住提高了的声音传来:“来了总要过去看看的。我们站得远一点。您老上前去,有什么动静快来告诉我。”
　　二姑牵着我的手,终于走到了那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前面好像有个小戏台,四周的人个个伸着脖子向前张望。二姑说这里一早就在开斗争会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斗争会。我们站在后边,什么也看不到。我自打听到打锣声,心中就开始发慌,这时又见到这么多的人,更是吓得要打哆嗦,就像以前在家又要挨打时的那个样子。我抬头看看二姑,发现她在向四周看,像是在找什么人。我悄声问道:“二姑,你是找爷爷吗?”
　　她急忙按住我的嘴,在我耳边说道:“什么也不要问,不要说。”她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前边有人大声喊:“你这个闵恶霸的狗腿子!你这个老王八,跑到哪里去了?你还想逃啊,逃到哪里去?”众人哄地炸开了,有的跟着喊:“跑哪里去了?”“逃到哪里去了?”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我能跑到哪里,唉,到汉口城里转了转。”那是四舅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差一点喊了出来:“他是四舅,不是狗腿子。”还没等我开口,四周已经响起了一片喊声:“打,打,打他个狗腿子!”我想都没想就冲向人群。
　　也许是我从小受罪太多,从来没有完全发育过,这两年我已经长了不少个子,可是还是比别人矮,我都十二岁了,人家看我,像个不到十岁的小娃。我这个小娃一下子就钻进了人群里。在那些泥腿子、破裤子当中向前挤,我终于可以从两个人的大腿中间看到前边了。只见小戏台前好多人正抡着拳头和手上的什么家伙,打当中的那个人。我看不见他。不过,我知道那个人是四舅;我也知道,他们在追问他这些天去哪里啦。千万不能说啊。我突然明白了四舅一路上对我说的那些话,尤其是昨天,他对我的那些嘱咐和担忧。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我又不想走。不能把四舅就这么扔在这儿,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就在一刹那,我想起了那个闵老爷,他在哪里?我也突然明白了,秋阿姨临走时回头望我的眼神。她多想自己来,可是不能;她让我跟四舅来,是为了让我能带信回去,她想知道她的爸爸,那个闵老爷怎么样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闵老爷,他在哪儿?
　　我从人丛中间又钻了出来。二姑正急得满头大汗,看见我出来,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天她再也没有松开过。几次我想甩开她的手,可是二姑抓得很紧,抓得我的手都有点痛了,她就是不放。四舅开始还在哀号,后来声音慢慢轻了下去。我看见二姑眼里含着眼泪。有些围着看热闹的人也转身走了。我们一直站在后面,不知在等什么,我们两人没说话,可是谁也不想走。
　　那个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闪出了一条通道,几个人抬着一个人走了出来。我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抬的是四舅。衣服破得稀烂,还有血顺着流下来。我和二姑都想过去,可是看着那个阵势,谁也没敢动,只是死死盯着那群人,他们走到后边一条街,我和二姑跟着一群人也转到了那条街上。他们进了一个院子,没一会儿,那几个人说说笑笑地空着手出来了。我怒目看着他们。二姑把我推到她的身后,我对二姑说:“二姑,我去看看爷爷。”
　　
　　“现在不能去!”二姑说着警惕地看着四周,“等天黑了再说。”
　　“爷爷等不了啦。”我着急地说。以前我在家挨了打,总要擦点红药水,伤口就不那么疼了。我后悔没带瓶红药水。自从跟了秋阿姨,我再也没有擦过红药水,我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要用呢?我又小声对二姑说:“我还想看看闵老爷。”
　　二姑听了大惊失色,忙用手按住我的嘴巴,前面正走过来几个人。二姑领着我转了几个小巷,走进一个院子,原来就是路上二姑拉住他说话的那个人的家。二姑开口说道:“这个伢子要看闵老爷。”
　　那人抬着惊异的眼睛瞪了我一眼:“莫找死!”
　　“我一定要看他。你们不用去,告诉我在哪儿就行了。”我想我跑这么远来干什么啊,不就是要看看秋阿姨的爸爸吗?尽管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过,不论是秋阿姨,还是四舅,都没有说过,可是我知道,秋阿姨让我跟四舅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这个。
　　那个人低沉地说了句:“这个小伢子,你哪里知道这里都在干些什么!”
　　我没理他,又说:“二姑说了,要等到天黑。你们告诉我地方,我一个人去。碰到人我就说走错路了。反正这里谁也不认识我。”
　　“想得容易,飞蛾扑灯。哪里也不准去!”那个人又狠狠地说。
　　
　　十五
　　
　　我和二姑在那个老农民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二姑叫他“您老”,说是她的本家。他不让我们出去,自己跑出去了好几次。每次回来和二姑嘀嘀咕咕说话。他的乡音太重了,再加上他也不大想让我听,我就根本什么也没听出来,当然也不知道外边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还有,四舅到底怎样啦?后来那个“您老”跑出去时,我就扯扯二姑的衣服问她:“外边都在干什么啊?”
　　二姑不想说,又打发不了我,只好说:“闵大少爷也给绑上了。”
　　我记得四舅对我说过,秋阿姨有个哥哥,还有个眼睛不好的弟弟。我忙问:“那个闵小少爷呢?”
　　二姑说:“二爷脾气不好,一早就闹得没命啦。”
　　“怎么会呢?”我急了,难道我连一个秋阿姨家里人也见不着了吗?“他不是眼睛不好吗?他不是什么事也不管吗?”
　　二姑看看我,她大概觉得我对他们家的事又知道,又不知道。“二爷的脾气就是让眼睛给闹的。谁都让着他。可是这个时辰,就没人让了。没想到,这个最不管事的,遭殃最早!”
　　“他怎么啦?”我还是没听明白。
　　“他护着闵老爷,已经给砸死了!”那个“您老”回来了,关上门说道。
　　“啊——”我的一声挑得又高又长,直到现在,我才真明白这里在干什么,才知道二姑说的“凶”是什么意思。这时我有点顾不上四舅了,一心想着闵老爷。心里盼着,老天爷行行好吧,保佑闵老爷,他不是一个大好人吗?我开口问道:“不是说闵老爷的家是共产党的钱庄和粮仓吗?不是说他兴学堂,救灾民,还治病不要钱吗?”
　　我的话把那两个大人吓得一个去关窗,一个去闩门。那个“您老”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二姑说:“快把这个伢子带走,留在这里要惹祸。”
　　二姑也不高兴地看我一眼:“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
　　难道我说错了?四舅说的,绝不会有错。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心想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里,回去我该跟秋阿姨说什么呢?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我想着想着眼睛睁不开了。又走路,又着急,整整一天早已累得不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是那个揣在我口袋里的糯米团子把我弄醒的。那个“您老”给我们弄了点东西吃,我就再也没有想起我还有个糯米团子。我没有脱衣服就上床了,半夜翻身时,那个团子把我硌醒了。我突然想起,四舅恐怕还没吃饭呢。我记得他给抬进的那个院子,我没多想就爬了起来。用手摸摸那个糯米团子,悄悄走到门口。我刚一拉门闩,就听到二姑的声音:“柳伢子,你要干什么?”
　　“我要上茅房。”这里人把厕所叫茅房,我走一路已经知道了。
　　“快去快回,明早还要赶路。”二姑说完翻了个身,我等了一等,她开始打鼾了。我拉开房门,悄无声息地溜出院子。
　　月亮被厚厚的云层挡住了,街上黑沉沉。大概已经后半夜了,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一个人深更半夜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还是一些穷凶极恶的人。可是现在我已经害怕不起来了,因为要害怕、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你都不知道该去害怕什么,又要担心些什么,就只好懵里懵懂地往前摸。我踮着脚一步一步地小心走着,生怕弄出一点声响,再招来几只狗叫,那我恐怕就会跟它们一起叫起来了。还好,街上静得就像坟墓里一样,我拐过了一个弯,前面就是那个院子。我记得,就是它。
　　我摸到那个大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我想这倒怪了,连站岗放哨的人都没有?我又一想,唉,四舅他们早给打趴下了,怎么可能逃跑呢?那些打人的人,白天太用力气,晚上一定都累了,早去睡大觉了。想到这里,我的胆子一下子变大了。我推了推门,大门竟然没有上闩。我悄悄走进院子,里面也没有狗——那是我最害怕的,碰到人我还可以瞎编乱说,可是要碰上大狗,就有理说不清了。月亮从乌云后面露出了它那半边白煞煞的脸,我哆哆嗦嗦地往前走。院子里除了正面有一排房子外,旁边是只有半截墙的破房子,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看上去破烂不堪,上面有一根很粗的横梁,我本能地往那里走。我走走停停,支着耳朵听,心想要是哪里有一点声音,我就拔腿往外跑。可是没有。整个世界好像停顿了,在等着我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站在那个破房子前面,我的个子刚刚让我能够看到里面。月亮又躲进黑云里去了,它就给了我几秒钟。我不知道,当我站在那齐胸高的墙外时,里边看外边,远比外边看里边要清楚。就在我还分辨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时,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来:“你是谁家的妹子?”那个声音不知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外。“莫怕,半夜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个声音又响起,我这才意识到,它来自黑暗深处,那个破房子里面,十分微弱,十分苍老。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是白天打人的人。他们要是看见了我,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那会是谁呢?又不是四舅的声音。啊!我的心一下子颤了起来,会是他吗?我想都没想就跨了进去。
　　我蹲在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旁边,小声问他:“你是闵老爷吗?”
　　“你也知道闵老爷,是谁告诉你的?”那个声音又响起,就在我眼皮底下。
　　“四舅,我叫他爷爷。爷爷今天挨打了,我看见他们把他抬进这个院子。”我小声对他说,“爷爷现在在哪儿?他大概一天没吃饭了,我给他带来了个糯米团子。”说着我从口袋里把那个早都压扁了、烘臭了的糯米团子拿出来。
　　“四舅不用吃饭了。”闵老爷说着想抬头。
　　我想帮他,可是一碰他,只觉得湿淋淋的,我抬起手来一闻,好腥气:“闵爷爷,你身上都是血。”我吓得都要哭了。以前我挨打流血时,就是这个腥味,可是从来没有满身都是啊。我又想扶他,又怕血。闵老爷还是想抬头,我只好问他:“闵爷爷,你想起来吗?”
　　闵老爷费劲地说:“我想吃糯米团子——”我赶紧把团子递了上去。他一手抓住,就往口里塞。我这才恍然大悟,闵爷爷大概好几天没吃饭了,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边吃边说:“好吃,吃了有力气,不当饿死鬼。”
　　我心里好高兴,我终于为闵爷爷做了一点事。可惜我没带点酒来。四舅说过,闵老爷爱喝两口。我说:“要是带点酒就好了。”
　　闵爷爷说:“有这个就好。”我蹲在一旁,看着他把我带了整整一天的糯米团子全吃完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问我:“谁让你来的?你不是本地人。”
　　
　　我刚要开口,又停住了。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说:是你的女儿,那个细妹子让我来的。他看我犹犹豫豫,就说:“你跟四舅一起来的?”我点点头。这次他真的抬起了头,还想坐起来呢。我赶紧去扶他,忽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回去什么也不要对她说,知道吗?一句话也不要说。”我们两人都明白,那个“她”是谁。“你再帮我个忙。”闵爷爷又躺下了。没等我问,他接着说:“我的裤腰带太紧了,你帮我把那个结解开。”
　　我在黑暗里摸到那个结,那是一条用布做的裤腰带,前面打了一个死结。我真想有一盏灯,哪怕有一支蜡烛也好,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我摸索着终于分开了交叉的死结。“好了,闵爷爷,解开了。”我心里好奇怪,解开裤腰带的结干什么。
　　闵爷爷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秋阿姨。我的鼻子酸了。他的动作怎么那么像秋阿姨啊。我抽泣地问:“你要我给她带什么信吗?”
　　“不要,我说过了,什么也不要对她说。你根本就没有来过,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知不知道?”他这几句话说得好用力,大概糯米团子还真让他有了点力气。
　　“为什么啊?她在等我带消息回去。”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告诉秋阿姨呢?
　　“听我的话,什么也不说。你根本没来过。”闵爷爷说这句话时死死拉住我:“答应我,不说!千万不要说!”我说不出话来,只是轻轻地点点头。闵爷爷放开手说道:“快回去吧,天一亮,就会有人来。好妹子,好伢子。”这是闵爷爷说的最后两句话。
　　
　　十六
　　
　　第二天一早,街上人声嘈杂,夹杂着急匆匆的脚步声。那个“您老”忙出门去看,临走还不忘叮嘱我们在家不要动。片刻他就一头冲进院子,连声喊道:“不好,闵老爷上吊啦!”我的心“咯噔”一声好像蹦了出来,只感到破棚子里的那根粗梁狠狠地给我当头一棒,那根我帮他解开死结的裤腰带正紧紧地勒着我的脖子。
　　二姑要去看,我却坐着动也不动。二姑说了句:“在家莫出去。”就跟着“您老”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又想到,是我给了他一个糯米团子,他大口吃的时候说过:“吃了有力气。”他还说:“不当饿死鬼。”原来都是我,都是我。他最后两句话又在耳边响起:“好妹子,好伢子。”我好什么啊,是我把闵爷爷害死了!我呜呜地哭出声来。
　　二姑他们回来时,我还在哭,我根本止不住我的眼泪。那个“您老”第一次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话:“唉,柳伢子,莫哭啦,闵老爷走了也好,受了这么多天的罪。要不是他老人家有内功,早就没命啦。”
　　二姑用衣角擦着眼泪说:“好人会升天的。走了好,留在这里让人作践。唉,闵家大人全没了,留下几个细伢子——”说着突然转身看着我:“柳伢子,你的糯米团子呢?”我嘎然停止了啼哭。二姑看看“您老”,两人面面相觑。
　　“这个伢子胆子不小。”“您老”看着我说。我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给闵爷爷吃了糯米团子。昨晚我回来时,他们全在打呼噜。“你们快走,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您老”像送瘟神一样挥着两手赶我们。
　　“爷爷呢?我还没看见他呢。”
　　“没有爷爷啦,没有闵老爷闵少爷啦,全没了。快走吧,再不走连你也得没了。”“您老”的声音在发抖,眼睛望着窗外对二姑说:“抄小路快快出村。现在还没人顾得上,再晚一点怕会把路封掉的哟!闵老爷手上有糯米饭粒,他们要追查昨晚是谁送去了糯米团子,是谁帮闵老爷解开了裤腰带上的死结,他们还没作践够他呢,还不想让他马上死!”
　　我和二姑像逃难一样地跑回家,一路上,我们没说一句话。回家后,二姑关上门要我说昨天晚上的事,我就是不肯讲。闵爷爷让我什么也不说,我当然不能说。我只是摇着头哭。我总有两年没怎么哭了,可是现在一想到是我害死了秋阿姨的爸爸,眼泪就止不住。二姑叹口气也不再问我了。她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把四舅的那个小布袋给了二姑,我算了算买火车票和船票的钱,把我带来的多余的钱也塞给了二姑:“那些细伢子……”二姑自己从没出过远门,一点忙也帮不了我。她问我自己能回去吗?我点点头。想起四舅来时一路对我说的话,原来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些事,那他为什么还要回去呢?我想了好久也没想通。
　　下了火车,我记得四舅说过那是朝天码头,我找到了售票口,按四舅的嘱咐,给自己买了一张三等舱的票,卖票的说船要晚上才开,船上没晚饭,吃饱了再上船。我一个人摸摸索索地找到了四舅带我吃过饭的那家小馆子。里面还是没有人。我想要一盘上次四舅要的那种好吃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我跟那个店家比划了半天,那人想了起来,几天前一个老汉带个小女孩来这里吃过饭。他说:“那是豆皮。”没多久他就端出来了。放在我面前时问了句:“你爷爷没来?”一句话又把我惹哭了。那个店家赶紧哄我:“莫哭,好娃,明年再来看爷爷。”他放了一杯茶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和着眼泪吃完了那盘豆皮。它还是黄灿灿、油渍渍的,里面有肉、有虾还有笋和蘑菇。可是吃到嘴里,怎么也没有上次和四舅一起吃的滋味。
　　这条船比我们来时的那条小。三等舱房间有四张上下铺。我爬到了我的上铺。再也不想动一下。这两天一直没有睡好,尤其昨天晚上,一想起那个破棚子我又想哭。“您老”说闵老爷还是走了好,那是为什么?那个棚子里面太黑,我都没有好好看看闵爷爷。我在努力回忆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所有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要我“什么也不说,根本没来过。”回去以后该怎么对秋阿姨说。真的照闵爷爷说的吗?我在秋阿姨面前从来不会撒谎,可是,我又答应了闵爷爷。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个好法子来,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一个晚上都在做梦,全是噩梦,我梦见有人追到码头来了,我躲进了那个小馆子,可是店家大声对那些追来的人说:“娃娃在这里!”我吓醒了,抬起头来,一看是躺在船舱里,心才放下来,不过还是小心地看了看四周。同屋的那些人都睡得好香。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下子又进了梦境。这次是在那个破棚子里,闵爷爷站起来了,他又像四舅,又像“您老”。他摸着我的头问:“你说了吗?”我对他摇摇头。“你要是说了,我会知道的,我会来找你算账。”我一下子又吓醒了。这次真的吓着我了,好像吊在那根横梁上的闵爷爷就在床前飘悠,我用毯子蒙住了头。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多在外边走,生怕有人会认出我就是那个送糯米团子的人。其实船上的人哪里知道那个乡下发生的事。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想着那个破棚子,想着那个糯米团子。我揣了一整天,好像就为了半夜送给闵爷爷,好助他一臂之力上西天。我跑这么远就为了这个吗?中午时,船靠在一个码头,说要上人,会停两个小时。好多人上岸去了。我从上船就一直躺在床上,一看见那么多人上岸,也想上去走走。
　　在那个陌生的小镇上,我没有任何目的地看着、走着,等我回来时,竟发现刚才上岸的那个地方没有我们的船了。我急得沿江跑,前面有个地方停着三条船。当初上岸时,我只注意我们船头漆着一面大红旗,可是这三条船都没有。我一下子急得腿软坐到了岸上,看着乱糟糟的码头直哭。马上有人围了上来,问是不是找不到家里人啦。还有人喊:“谁家丢娃啦?”“你家姓什么,还不赶紧大声叫!”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柳杨!你怎么在这儿?”
　　我猛抬起了头,只见一个年轻俊俏的女军人也出现在那圈人中。我认出来了:“乐阿姨。”
　　她是我们家对面三楼上面的那个摩登女郎,也是后来我在街上碰到的,那个改了名字剪短头发的文工团乐阿姨。她怎么会在这儿呢?四周的人以为我找到了家里人,都走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会出现在这里,只好根本不回答她的问题,我说我坐的那条船前面有一面大红旗。她问我船名是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下船时,还查过票。我赶紧找出来,她一看就说,你走错码头了,这里是货运码头,客轮在前面。我急匆匆地跟着她找到了我自己的船。上船前,我对她说:“乐阿姨,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她笑着说:“这是我该问你的问题。你跟谁出来的?”
　　我心里好慌张,因为这次出门,本来是谁也不知道的,可是偏偏让我搞砸了。我可怜巴巴地对她说:“乐阿姨,谢谢你啦。我得上船了,不然我真要误船了。”她点点头,好像有些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她的几次问话。
　　我没有回到秋阿姨那里,我回自己家了。那是路上我想好的。因为我害怕一见秋阿姨,就会号啕大哭,那所有的人都要问我怎么了,我特别怕常阿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回到自己家时,妈妈还没有回来,哥哥和弟弟都在家。我怯怯地说,我等妈妈。他们也没说话,只是好奇地看着我,因为我的一身又脏又臭。我又悄悄说,我得烧点水洗一洗。弟弟开口问道:“你去哪里了?”我低着头没回答。他们也不再问了。烧水时,我又一个人坐在厨房里,还像以前那样,抬头看着对面三楼的窗户,路上遇到乐阿姨的事让我好不舒服。秋阿姨说我能干,一点也不是,唉,我真是一个笨丫头。
　　
　　十七
　　
　　我什么也没对妈妈说,因为我答应了闵爷爷。妈妈找了件她的旧衣服给我,让我换了,说一身臭烘烘的。妈妈让我在她的大床上跟她一起睡,这是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第二天她对我说,就在家等着,惠秋会过来。他们全走了,哥哥和弟弟还在放暑假,大概是妈妈让他们出去玩,家里只留下我一个人。我真想逃走,我怕见秋阿姨。
　　秋阿姨进来了。她还像平时一样,见我就大声说道:“柳伢子,勇敢的孩子,自己回来的?”我点点头,有点不敢抬头看她。秋阿姨看看我,竟然没有开口问我最怕她问的事。她倒是问我:“你想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我马上把头抬起来:“我要跟你回去。”
　　秋阿姨马上说:“那好,车子在外边,先把你送回家,我还要上班去。”我们坐上了老王叔叔开的车,他还扭头问我妈妈的病好了没?我这才想起当初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嗯了一声。老王叔叔又说我瘦了,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秋阿姨的身边。晚上秋阿姨也没问我,第二天也没有,好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老家,好像我从来没有跟着她家账房先生,那个神秘的四舅出远门。这倒让我奇怪了。
　　那天大家都出去了,我自己在小楼里转,不知怎么就转到了秋阿姨的办公桌前。这两个晚上秋阿姨总是趴在桌前写啊写个不停。我喜欢秋阿姨写的字,特别有力又洒脱。我好奇地看了一眼那叠厚厚的东西,我看到了第一页上那几个洒脱的大字: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我惊呆了,马上翻到第二页,好像是目录,有几行字跳进我的眼睛:
　　——土地改革对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
　　——发动群众,组织斗争;
　　……
　　我逃了出去。晚上我听大董哥哥说,首长,就是秋阿姨,要给土改工作团做动员报告,他还说,首长做报告可精彩啦,谁都爱听,问我想不想听,他可以带我进会场。我使劲地摇头。我下决心更不能对秋阿姨讲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我怕跟她讲了以后,她的报告就没人听了。我总躲着她,可是秋阿姨是什么人,她观察我回来以后的表情和神态,心里已经有数了。我们之间没有多话,心里却像在说悄悄话。我奇怪,秋阿姨是个铁人?
　　我真的病了。长这么大,我还没有这么病过。秋阿姨要常阿姨带我去看病,我不去。我说我只想睡觉。杨伯伯做了一碗鲜肉馄饨汤端到我床前,他什么也没问我,只说:“趁热吃,吃完多睡觉病就好了。等一开学,什么事也没了。”我吃着馄饨,想着那个糯米团子,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吃过街上到处都有的糍饭团了。
　　还没等到开学,又有了大变故,秋阿姨要调到北京去工作。她身边的几个人,只有警卫员大董哥哥会跟着去。那个晚上,秋阿姨问我,愿意回妈妈那里,还是跟她去北京。一想到去北京又能见到中凌哥哥,我就好高兴。中凌哥哥来信说过,“十一”游行时,他们排着队走过天安门,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们招手,我当时好羡慕啊,现在我也能去北京,我也会参加游行,也能见毛主席!我兴奋得不得了。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回自己那个家,每次回去,我就像又变回小丫头。秋阿姨见我愿意跟她去,高兴地对大家说:“一个班起码还剩两个兵。”
　　秋阿姨对我说,到北京就找个住校中学去念书。我惊得瞪大了眼睛,秋阿姨大声说:“中凌能从没上过学蹦到中学,你怎么不能从五年纪跳到中学?”我很快找到了六年级的课本,像中凌哥哥在的时候那样,拼命地把那几本书啃了下去。我一下子又变成了过去的我,四舅和闵爷爷的影子变得逐渐模糊,做梦再也不和他们碰面了。倒是中凌哥哥的帅劲老在梦里出现,一想到就要见到他,我就忍不住高兴得想跳几下。我总想着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还认我做妹妹吗?他会带我在北京逛街吗?
　　
　　十八
　　
　　我和秋阿姨坐的是一个自己有门的卧铺,后来才知道那是软卧。我本来是和大董哥哥一起在硬卧车厢,因为秋阿姨这边是一个人,另一个床位空着,就让我过来了。我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这里比硬卧车厢好得多,害怕的是现在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她有足够的时间来问我了。火车开出站不久,秋阿姨就戴上了老花眼镜,她让我看窗外,说小孩子看不够的,看累了就睡觉。她自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她根本没有问我的意思,我就放心地趴在车窗上数着路边飞快闪过的电线杆,后来两边出现越来越多大片的农田,看着它们,又勾起了我的记忆——那个有着水牛的水田,和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伤心事情。我一下子就没有了兴致。
　　我也拿出了我的书来看,那是和中凌哥哥一起从阁楼上找到的《安徒生童话集》。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总把它带在身边。每次看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就忍不住要掉眼泪。我想如果没有秋阿姨,我就会变成那个小女孩。火车过了南京站,车开得很慢,列车员来打招呼,让把窗户关上,等一下还不准上厕所。秋阿姨也放下手上的东西,告诉我,火车要上摆渡过长江。我又兴致勃勃地趴在窗子上向外看,果真一节节车厢开上了一个看不见边的东西上面,那就是摆渡?火车排列整齐地停在那上面。秋阿姨说,过长江要花两个多小时,以后一定要架起桥,让火车停都不用停地开过去。不过我倒很喜欢这样过江。摆渡平稳地从江南向江北漂去,把几十节车厢送到对岸。我们的车厢正好在边边上,我一下子看见了宽阔的长江,那熟悉的江水,在阳光下正反射着刺目的光亮。它像一记雷电打中了我,我从极度的兴奋好奇,一下子跌落到我一直回避的那个可怕世界。我好像看见四舅从江面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柳伢子,你没说吧!”那个声音又像是闵爷爷的。我看着江面竟然泪流满面。
　　秋阿姨坐了过来,她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她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她好像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和说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抽噎地问道:“秋阿姨,为什么你什么也不问我?”
　　秋阿姨停了半天才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准备什么?”我眼泪汪汪地抬头问她。
　　“你自己知道,准备好了,你就会自己对我说。”
　　“闵爷爷不让我说,他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你根本没来过。我答应他啦。”我说的这些都是闵爷爷说过的,但是又像什么也没说,我想这样不算说吧。
　　“如果你答应了,那就不要说。”秋阿姨把手收了回去。
　　我一下子忍不住了,冲口说出:“秋阿姨,是我害死了闵爷爷,是我……”我突如其来的表白吓了秋阿姨一跳,这下她不能不问了。
　　“柳伢子,不该让你一个人背这么重的包袱,你早该对我说。好啦,现在原原本本地对我讲,不要管闵爷爷让不让你说,现在是你的秋阿姨命令你说。”秋阿姨坐到了对面,一下子好像又变回到“首长”,满脸严肃得不得了。我也早就憋得不行,我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对秋阿姨讲了那次远行。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火车已经到了江北,车厢又都连接起来,并且开始轰隆隆地向前开了。秋阿姨初始还看着我,后来她就望着窗外。自始至终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插过一句话。好像在听人讲一个遥远年代的古老神话。
　　
　　所有的事情中,唯有中途差一点掉船的事我没有说。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怕太丢人。等我讲完,秋阿姨转过头来对我说:“柳伢子,不是你害死了他,是你帮了他。以后不要再怪自己了。记住,你没做错什么事。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尤其不要对中凌讲,记住了吗?”
　　“秋阿姨,闵爷爷不是做过好多好事吗?还有爷爷,他为什么也挨打?他只是个账房先生,不是吗?”我现在肚子里的问题比过去的时候还要多。
　　“柳伢子,你还小,好多事情讲了你也不懂。革命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没人说得清。”秋阿姨在对我讲,不过,我觉得她也是对自己讲,让自己相信这个道理。我想秋阿姨心里一定有很多话,只是她没人可说,要是郝叔叔在就好了。连中凌哥哥她都不让我说。我满脸的困惑,秋阿姨好像不大愿意继续谈下去。列车员来通知餐车开晚饭了。秋阿姨让我去把大董哥哥叫来,她带着我们去餐车,那里的桌子都铺着白桌布,又干净又漂亮,饭也好吃,我们吃了一顿顶两顿的饭。秋阿姨吃得很少。
　　
　　十九
　　
　　到北京的第一个周末,中凌哥哥回来了,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像以前那样随便跟我说话,他也没有说带我去逛街。我们两人好像很有点生分。秋阿姨看着分别一年的儿子,高兴地说:“又长高了,快赶上了。”赶上什么?噢,当然是赶上郝叔叔的个头。现在的中凌哥哥才叫像郝叔叔呢。我心里想,真不知道这对秋阿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很快考上了一个收住校生的女中,离秋阿姨家不远。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就去秋阿姨家。中凌哥哥星期天才回来。晚上我们两个人各回自己的学校。他每次回来就喜欢看秋阿姨的报纸和文件。后来秋阿姨在他回来前,总是忙着把一些东西锁到柜子里。我对秋阿姨说:“中凌哥哥就爱看这些东西。”
　　秋阿姨嘀咕了一句:“关心时事是好的,用不着热衷政治。”原来秋阿姨是故意把一些文件藏起来。我心里想,你和郝叔叔不都是热衷政治才搞革命的吗?我又想起秋阿姨说过,革命的事情,没人说得清。
　　一个暑假,中凌哥哥问秋阿姨,他有没有什么亲戚,好多同学都回老家去了。秋阿姨马上说:“去看你爷爷。”中凌哥哥不高兴地说,寒假过年刚去过,不想再去,我们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我十分紧张地低下了头。只听到秋阿姨就像放连珠炮一样地说:“没有,没有。你怕无聊,我带你们去西山玩,那里有我的一个老首长在养病。”
　　我很高兴,能去看首长的首长。走之前,秋阿姨又一次嘱咐我:“柳伢子,莫讲啊!”
　　我对秋阿姨说:“放心吧,秋阿姨,我这辈子都不会讲,到死也不会讲。”我下的毒誓让秋阿姨愣了一下,随即陪上一个很勉强的微笑:“我知道柳伢子嘴严。”
　　那是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山上,没有对外开放的山林远离城市的喧嚣,没见过世面的我如同走进了一个圣地。那个老首长像个慈祥的老爷爷;看着他,我想起了闵爷爷。饭后,老首长要我们跟他一起在山上小路散步,秋阿姨说腿痛没有跟我们去。那位老首长说他还是秋阿姨的老乡,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等身体好些一定要去一趟。我想,他大概是贫农出身,才会大摇大摆地回家乡。他又问中凌哥哥去没去过老家。中凌哥哥摇摇头。我当时好紧张,生怕他再问下去,就找了个茬问道:“您参加过长征吧?”中凌哥哥瞪了我一眼,大概嫌我把话题给转了。我心想我就是要转话题嘛,这里面的原因你怎么会知道,永远不会知道的。
　　以后也有过几次,那个大首长一说起家乡我就打岔。中凌哥哥好像有点觉察了。我吓出一身冷汗。心想我哪能对付得了像郝叔叔那么聪明的中凌哥哥?我找个借口跑了回去。秋阿姨看见我一个人回来,问我怎么不玩了。我告诉她,你的那个老首长,总在那里提老家,我打岔打得中凌哥哥都疑神疑鬼啦。秋阿姨一听就站起来说:“这个柳伢子,真是个笨丫头。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也不懂三百两是什么意思,听得脖子直往里缩。秋阿姨来回走了几圈,转过身来对我说:“不能一味退让,要主动进攻。”我好奇秋阿姨要进攻什么。
　　晚饭时,秋阿姨赞叹桌上那盘鱼好吃,那个老首长说那就住两天,多吃两顿再回去。秋阿姨咧着嘴笑道:“哪敢打搅您老几天啊!今天忙里偷闲跑来一天就不错啦。”
　　她也称他“您老”,这让我记起了那个至今不知姓名的“您老”。饭后大家在屋前乘凉。这里比北京要凉得多,老首长披着件毛衣。秋阿姨说:“您老想回老家去看看啊?”中凌哥哥看了我一眼。
　　老首长说:“说说而已,回去一趟,要惊动不少人,怕是不回的好。”
　　秋阿姨接过话来:“家乡早和当年不一样啦。无亲无故,想要拾旧,也无从拾起。我们这些少小离家的叛逆者,死也不会魂归故里啊。”自那以后,中凌哥哥再也不提回老家的事。
　　
　　二十
　　
　　秋阿姨真把我当女儿,每个周末回去,她坐在澡盆里洗澡时,会要我帮她搓背;她说胳膊受过伤,后背够不着。有时她找不到老花眼镜,也会大声喊:“柳伢子,眼镜又长腿了。”我知道不外乎那么几个地方,总是一下子就找到,她拿过来时会笑嘻嘻地对我说:“它只会欺负老的,怕你这小的。”
　　秋阿姨每个月给我十块钱,除了交学校七块饭钱,余下的我自己零用。那些走读生下课回家以后,校园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个住校生。一个礼拜总会有那么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屋的同学一起到校门对面的那个小铺里,买三分钱的烤白薯,或者两分钱的铁蚕豆。三分钱的白薯能买结结实实的一个,烧焦了皮的里面那部分,最最好吃。两分钱铁蚕豆能让你嗑两天,幸亏那个时候我们的牙都好,不然早让比铁还硬的炒蚕豆给嗑崩了。小铺老板是个又瘦又小的残疾人,可是他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她有时嫌她的男人碍事,就会一把举起他,往后面一放,我们有的同学不买白薯和铁蚕豆也喜欢过去看看。如果碰上她把她的男人举起来,就会心满意足地回学校上晚自习。
　　每到寒暑假,我都住在秋阿姨家,不过秋阿姨还是照常给我十块钱,她说自己想买什么,想添什么就去买。我用得不多,倒给自己积了一点小钱。我总有一种危机感,生怕哪天我的秋阿姨会有什么事,那时我是谁也靠不上啦。
　　我怕秋阿姨会有什么事绝不是空穴来风。我对秋阿姨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中凌哥哥来之前,还有四舅来的那一次,我都看出秋阿姨不同寻常的目光和神态。最近一次是一个星期六晚上,秋阿姨有点坐立不安。每到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去问,只需伸长了耳朵去听,去猜。秋阿姨有个新秘书,她姓秦,秦秘书和以前的那个常秘书很像,只是比她还厉害。她对秋阿姨周围的人和事都十分警惕。来个人,如果是她不认识的,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秋阿姨说那是组织在保护她,可是我感觉是在监视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老干部也要监视,我始终搞不清。我想问中凌哥哥,可是我发现中凌哥哥说起来已经快中学毕业了,但好多事他想得很简单,我只能说他还刚刚融入这个社会的皮毛。
　　我对中凌哥哥说:“秦阿姨好像什么都管。”
　　中凌哥哥说:“那还不好?有人管比没人理好得多。”
　　我说:“她总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人。”
　　中凌哥哥说:“那是你想象的。人家把妈妈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在里屋听到秋阿姨对秦阿姨说:“这些事情又不是新问题,谈过多少次了,多少材料也写了,上哪里去找知情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就是被国民党逮捕杀掉了。能够活下来的是少数,不等于活下来的就是不忠诚的。”
　　秦阿姨附会地说:“那当然,像大姐这样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能够幸存也是革命的幸运。不过组织这次的要求,也不是只对白区的人,还有野战军的人也要求写呢。”
　　
　　“还不是那些以前也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我可以写,不过要找旁证,只能到死人堆里去找。”秋阿姨的口气很生气,也很无奈。
　　那个星期天,秋阿姨心不在焉。她没有带我和中凌哥哥去任何地方,我们两人都窝在家里看书。秋阿姨什么也没写,她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多次,她停在郝叔叔那张放大照片的镜框前,抬头望着他,一站就站好半天。我不忍心看着秋阿姨这么心焦和不安,走到她身后,轻轻地说道:“秋阿姨,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秋阿姨一愣,爽朗地大笑了起来:“你能帮什么忙?你知道我有什么事要帮忙?”
　　我点点头。秋阿姨大吃一惊:“你知道个什么,一个小毛丫头!”
　　“我知道他们在问你,为什么你活下来了,可是郝叔叔却死了。”我怯怯地说。这是这两天我悟出来的。
　　秋阿姨的脸色勃然大变:“这个柳伢子,你怎么会知道?你偷看了我的材料?”
　　“没有,我哪敢偷看你的东西。我是猜出来的。”我想没有任何人有过我从小的那种经历。我每天必须察言观色,事事留心。否则我就会挨更多的打,挨更多的骂。我总是注意一些微小的细节,从中悟出些什么来,随着年龄增大,我对情势分析得也越准确。只是当碰到存心要整你害你的人,我的那些神机妙算也就没有用啦。不过,这一次,我从秋阿姨和秦阿姨的对话,从秋阿姨在郝叔叔照片前的流连,我猜出来那个让秋阿姨为难的问题。我真替秋阿姨难过。秋阿姨对郝叔叔的思念和真情,没有任何人比我知道得还多。她是多么希望他现在还活着,和她一起看着中凌哥哥长大,一起对付说不定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窜出来的新难题。其实,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真正威胁秋阿姨的是哪些事。
　　“猜出来的?”秋阿姨说着把右手托着下巴,盯着我看,我感觉那个神态就像上次她要我跟四舅走一趟一样。
　　“秋阿姨,你要我跑一趟吗?”我轻轻地问。
　　“跑哪里?”秋阿姨的姿势一点没变。
　　“妈妈那里。妈妈说过,郝叔叔被捕的消息还是她告诉你的,她没让你回家,你才躲过一劫。”这是我来北京前,回家看妈妈时,她告诉我的。
　　
　　二十一
　　
　　我坐上了向南奔驶的火车,借口又是妈妈有病。这次我一个人坐在硬卧车厢,我的铺位是上铺,那里离天花板不到两尺高。幸亏我的个子小,爬上爬下灵活得像个小猴,到了上铺也转得开身。一路上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躺在自己的铺位,唯有吃饭、上厕所时才爬下来。当然过长江时,我是不会放过的。我早早就下来,把走廊窗户前的折椅放下,坐在上面看着窗外。火车上了渡轮,我抑制不住兴奋地向两边张望,只看到层层并列着节节车厢,却看不见辽阔的江面。也许我们被夹在中间,不像上次在最边上。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我非常想看到江面,我觉得那片无声的水面会带给我许多说不出来的怀念,和更多隐藏在心底无处诉说的悲伤。我非常需要这个怀念和那些悲伤。好像只有这样,我心灵的伤口才能被抹平。
　　我站起来向车门走去,列车员让我回去坐好。我说我想看长江。他就打开车门,让我跟着他走到了前面一节车厢的尽头。宽阔的江面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几年前去北京时看到的还要开阔,还要壮观。我默默地看着,只觉得眼睛渐渐模糊。我用手背擦了擦,手背湿了。我多么想看到四舅从水面上向我走来,戴着他的黑框老花眼镜,露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可是什么也没有,没有四舅,也没有闵爷爷。他们不会再来跟我告别,来质问,来担忧。只有几年的时光,那片土地上的血迹就被冲得干干净净,那些死去的人也被遗忘。因为活着的人又有了新的兴奋点,和激发他们革命热情的新目标。我走回我的车厢,爬上了我的上铺,那天再也没有下来过。
　　我突然回家引起全家的不安和好奇。我说再有一个星期又要开学,秋阿姨让我回来看看你们。“噢——”妈妈拖长了声调。我明显听出来了她的不信任。不过,这对我倒没有什么稀奇,妈妈从来也没有信任过我。妈妈做了两个菜,大家一起吃的饭。饭桌上妈妈问了我北京学校里的事,还问了中凌哥哥和秋阿姨。我当然不会说我为什么要来,只是拣些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事说,像“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去天安门前游行,每次都可以看到毛主席。这让我的哥哥和弟弟大感兴趣。他们要我详细讲每次游行的细节。我告诉他俩我们是清晨五点钟就排队集合,穿着平时从来不穿的花裙子,冻得瑟瑟发抖地走到指定的一条街上。一直站到十一点多,才轮到我们往天安门广场开拔,大家喊着、叫着走过天安门,我个子小,只有使劲蹦,才能看到门楼上的那些人,想象个子最高的那个人就是毛主席。那时已经到了午后,我们要再绕大半个北京城才能走回学校。晚上吃了晚饭又会走到天安门广场去跳集体舞,回到学校已是半夜。
　　妈妈撇着嘴说:“那哪是人干的事!”
　　两个兄弟却热烈地表示,如果是他们,也会这么走的,能看到毛主席还嫌累?
　　妈妈叹口气说:“你们天天要是这么不怕累就好啦。”
　　这是我和我的兄弟第一次平等地对话。在他们去除了往日的傲慢和暴戾,也抛开了愧疚和尴尬以后,我们竟然能像常人般地交谈,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又兴奋莫名。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承认除了中凌哥哥,我还有两个兄弟。
　　第二天妈妈说带我一起出去,哥哥问妈妈今天不上班?妈妈说:“哪能不上班,我带柳儿到我们那间铺子看看。”我知道聪明的妈妈知道我来有目的,她要找机会单独跟我在一起。妈妈到她上班的那个铺子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和我一起往附近的一个公园走去。白天这里也没有多少人,我们捡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妈妈看也没看我就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事。”
　　“妈妈,你不会怪罪秋阿姨把我带走吧?”我开口声细如蚊。
　　“这就是你跑这么远来要跟我说的话?”妈妈凶巴巴地对我说。
　　“当然不是,不过我想知道你怪不怪秋阿姨,我才能决定跟不跟你说。”我声音还是不大。在妈妈面前,我永远不会理直气壮。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带着往日的余威。
　　“你这个小人精。几年在惠秋身边还真不一样啦。”我听不出妈妈是在称赞我还是讽刺我。我没有应声,等着妈妈回答我的问题。“唉!要怪只能怪自己。怪得了惠秋吗!”
　　“如果秋阿姨有麻烦,你肯帮她吗?”这句话我说得声音大了些。
　　“她怎么了?”这次妈妈转过脸来看我。我仔细端详那张脸庞,上面刻着焦虑。
　　“妈妈,你说过,除了小时候你跟秋阿姨是同学、同乡,后来你们还一起在这里当过邻居。有这么回事吗?”我抬起头望着妈妈。
　　“你倒还记得。”妈妈转过头向前望着。她背靠长椅,看那架势,不像会马上抬腿走人。我不吭声,静静地等着她说下去。“你走前我跟你提起过,不过你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那是三十年代的事,说来都快二十年了。我来上海投奔亲戚,在一个小学里找了份工作。那个学校里有位男老师,人长得很帅,又很幽默,同人都喜欢他。一次他说他的太太要来,让我帮他找住房。大家都很好奇,这个帅男人的太太一定会是个标致的小姐。没想到,来的人竟是我的小学同学,我的同乡。我们十来年没有联系,不知怎么会在这里碰面,而且她这个有才无貌的丑丫头竟然会找上这么个好丈夫。”妈妈说到这里停下了。我心里仿佛刚刚明白,妈妈当初也许对那个帅气的郝叔叔也怦然心动呢,她这个一向被人捧做倩女的人怎么就没有这个好运?我用眼角扫了一下,只见妈妈的脸上有一种戚戚然的愁云。
　　“我住的那幢房子正好三楼空了,我介绍他们见了房东太太。我住在一层,当时我只有一个人。房东太太住二楼,他们住三楼,出入走一扇门。那位郝先生还在学校教书,没课就不见他的人影;不知惠秋有什么工作,也是整日在外边忙,他们晚上总也不在家。我上楼去敲他们的门,很少碰上过。分别这么多年,当时我很想和惠秋说说家常,我哪里知道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共产党,还是个不小的共产党。不久惠秋怀孕了,她吐得好厉害,有一阵子很少出门,不过来找他们的人就多起来。房东太太问过我,你介绍的这个房客是干什么的?我告诉她,跟我一样在学校教书。后来惠秋生了一个男孩,我以为她会变安分些。郝先生的姑姑从家乡来了,她住在亭子间帮他们带孩子。惠秋早早给孩子断了奶又开始往外跑,后来就出事啦。”我知道妈妈要说郝叔叔被捕的事了。
　　
　　“那天涌进一大群人,直奔三楼。我对他们家来人多早就见怪不怪,也没有当回事。后来郝先生回来了。我正在后门楼梯口的炉子上做饭,还说你们家来了不少客人。他问惠秋回来了吗?我说好像没看见,他就赶紧往三楼跑。没想到几分钟的时间,郝先生就被先来的人反绑着双臂推搡着下楼,因为他们走得急,步子重,连房东太太都开门探头张望,我看到郝先生嘴上用布绑了,他两只眼睛直对我眨眼,我急忙把门关上。不过我注意到,好像来的那群人没有都走,我猜他们一定留下一些人在等惠秋。那群人走后,我想不能让两个人都抓走,那孩子怎么办?我就换了衣服,提个篮子,好像上街去买东西。我在街口转,想等惠秋,让她别回家。可是我发现街口也有人在那里跟我一样地转。我想这下子坏了,等不到进家门就得给抓。说来也巧,我看见惠秋从街对面正要走过来的时候,那个等她的人进了一家店铺。我急忙过街,走在她身边让她跟我走。我们转进前面一个小弄堂,我告诉她郝先生被抓走了,还有人在家等你呢,快找个地方躲一躲。当晚,那些在他们家久等不见惠秋的人,把她不到一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姑姑一起抓走了。听说郝先生没几天就给枪毙了。我再也没有听到惠秋的消息。”妈妈说完好像还沉浸在往事回忆之中。
　　“那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秋阿姨的?”我轻声问道。
　　“就是把你带走的那一天。”妈妈狠狠地说着看了我一眼。“她打听到我还住在这里,一进城就来看我,本来是说来谢谢我的,唉,结果……”妈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妈妈。”我十分内疚,往日对妈妈的怨恨仿佛都被妈妈所讲的那段往事化解了,说来还是妈妈救了秋阿姨一命。
　　“不该你来说对不起,那么多年,全家人对你不好,我也很后悔,这是我自作自受。你能跟着惠秋,我没什么话可说。你爸爸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养活全家也不容易,惠秋把你当女儿,说来也是给我减轻负担。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这次来到底为什么。”
　　“妈妈,现在有人在问,为什么秋阿姨活下来了,可是郝叔叔被捕牺牲了?”
　　“这有什么好问的,革命总不能统统死光,也不能一个不死;就看谁摊上了。那天如果在家的是惠秋,死的就是她,活的该是郝先生。可是谁也无法改变命运。”妈妈还是用她一贯的说一不二的口气,诉说着谁也不愿说出口的革命宿命论。
　　“可是现在就有人这么问,怎么办呢?”我无奈地说。
　　“让他自己去试试!那种生活是人过的吗?不到一岁的孩子也抓进了监狱,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的姑姑托人给老家捎话,孩子的爷爷才来把两人接走。那些年,惠秋知道孩子在监狱可也不能去看啊。人家等着你哪。”我记得那次司机老王在挂郝叔叔照片时也这么说过。
　　“秋阿姨这么说现在没人相信,当时的地下党,大多都牺牲了,可是她还活着。更有不讲理的还说,是秋阿姨出卖了郝叔叔。”这是我听警卫员大董哥哥对我说的。
　　“岂有此理!他们两人感情那么好,再危险,谁也不会出卖谁。而且,当时他们是在夹缝中求生,时时、处处潜藏着危险,只有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道理,哪有互相拆台的事,这都是今天坐在办公室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乱弹琴!”妈妈又用教训人的口气说话。
　　“妈妈,那你能写吗?”我抬头问道。
　　“我?我写什么?”妈妈这次是看着我说的。
　　“就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写出来,你是少有的在世的当事人。”我哀求着说。
　　“我算什么当事人,我说话谁会听,谁会信?我什么也不是。”妈妈无精打采地说。
　　“不,你是他们当时的邻居;还有,是你告诉秋阿姨他们家坐着特务,不要回去。你起码可以证明,那些人本来也是要抓秋阿姨的,只是因为你告诉了她,她没有回去,这才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杀。妈妈,你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人。”我坚定地对妈妈说。
　　
　　二十二
　　
　　我带着妈妈的一封信回到北京——那是一封不知该写给谁的信,抬头是“领导同志”。秋阿姨看完信,摸了摸我的头,那是她对我最好的褒奖。只是现在她要举起手来摸了,我在学校每天吃玉米面窝窝头,喝高粱米粥,我的个子蹿高了好多。秋阿姨又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包括中凌哥哥。我始终不知道那封信后来交给了谁,管没管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秋阿姨好多事,不愿让中凌哥哥知道。我只是觉得,秋阿姨不像几年前刚把我接来的时候,那么爱爽朗地大笑。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后来她又结婚了,带着哥哥和弟弟搬走了。我从此只有秋阿姨,她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这两年,我和中凌哥哥的关系越来越奇怪。他早就不像刚从乡下进城时,对我还多少有一点依赖,也真把我当妹妹;现在我们之间的生分,处处表露无遗。有时我觉得他在故意挑剔我。我看《新儿女英雄传》,他说这种书也值得看两遍?我穿的裤子短到小腿肚子,他嘲讽道:你的腿上下一般粗。一次秋阿姨参加一个晚会,只能带一个家属,我就不愿意去,怎么说我不是正式家属,他却说,咱们家女儿地位比儿子高。
　　这次他直接问我:“妈妈让你去上海干什么?”
　　“我是回去看我的母亲和兄弟。”原来中凌哥哥一直在一旁观察我。
　　“为什么不一放假就去,非要赶在最后两个星期才跑回去?”中凌哥哥抛出了他的不信任。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想回那个家。不过秋阿姨还是让我去看看,明年暑假要考高中,还想换学校,怕更没有时间。”这也是事实,不全是我瞎编的。
　　中凌哥哥不吭气,半天他说了一句:“妈妈更信任你。”
　　“我有什么可信任的?”天哪,他太聪明了,郝叔叔的坯子。但愿不要再多问我,我哪里是他的对手。
　　“我知道,妈妈不让我插手的事,你却可以。”中凌哥哥有点愤愤不平。
　　“中凌哥哥,你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话可是话中有话。
　　中凌哥哥沉默了半天,终于说道:“有个晚上,我看见妈妈站在爸爸照片前,妈妈好像掉眼泪了,她还说‘柳伢子愿为我解围,一个小伢子,又能做什么?伊侠啊,为什么走的不是我而是你?’”中凌哥哥说完看着我,心想这次没话说了吧。
　　我答应过秋阿姨,谁也不说,连中凌哥哥也不说。一旦心思坚定,主意就来了。我一点没有退缩地说:“秋阿姨让我给我妈妈带封信,回来时,我妈妈又给秋阿姨带了一封信。她们信上说什么我哪里知道。”我想赶快把话题转开,“中凌哥哥,你还记得你来北京前,我们一起在黄浦江上坐船吗?那次秋阿姨也是喊‘伊侠’。”
　　“那是爸爸的小名。”中凌哥哥什么也没问出来。
　　中凌哥哥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他真的只用了一年时间补了小学,四年上完了中学。可能是太用功了,他变得好瘦,就更显高了。毕业那年他已经二十岁,可是在他们那届学生中,还算年轻的。学校要保送他上中国人民大学,可是他想再考个什么喜欢的学校。秋阿姨那些天又高兴得合不拢嘴:“中学毕业了,算个举人了。不过中文底子还是差,连柳伢子还比不过。你真要去考大学,不一定能考得过那些按部就班的高中生。能有个大学上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不要说大学,中学都没有毕业,不一样干革命?”
　　“还总跟你们比,都什么时代啦。我想学工科,人大又没有。”中凌哥哥的中文底子差,上文科大学是敲他的软肋,他不愿意去也情有可原。秋阿姨又急得团团转了。
　　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那天秋阿姨下车后,飞快地走进客厅,大声喊着:“中凌,中凌!”我们都跑了出来,只见秋阿姨满面红光,不知是走急了,还是真的兴奋难当:“快填表,明天是最后一天!”
　　“什么事?什么表?”中凌哥哥有点摸不着头脑。
　　
　　“要送一批学生去苏联上大学。你刚好中学毕业,政审没问题,明天截止报名。”秋阿姨还很少说话这么前言不搭后语。
　　“我又不会俄文,怎么去上学?”中凌哥哥好像高兴不起来。
　　“先上一年俄专,补习俄文,现在有几个会俄文的,大家一起从头来,没有谁会谁不会。”
　　就这样,中凌哥哥没上人大,也没考别的学校,他进了外语学院的留苏预备班,一年以后,中凌哥哥成了苏联一个工学院的学生。他如愿学了工科,秋阿姨更是眉飞色舞地说,那是中国当代最需要的专业。
　　秋阿姨那些天每天都回来得比平时早,她很舍不得儿子远行。这次和几年前中凌哥哥到北京上速成中学不一样。听说这次要走六年,当中还不能回来。可是毕竟这是留学,秋阿姨说早年间叫做“留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让你赶上了,赶上了!”秋阿姨大声地说:“当初要是不进速成中学,也不会有今天。这步棋走对了。”我好久没看到秋阿姨那么高兴,我也跟着笑;只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哭。
　　中凌哥哥走后,家里更加冷清。有一次几个来看秋阿姨的女干部跟秋阿姨开玩笑:“大姐该找一个新郎官了。一个人这么多年,现在儿子也出远门了,怎么还是自己一个人。”秋阿姨只是对她们嘿嘿地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那天晚上,秋阿姨一定又会久久地站在郝叔叔照片前面;我也知道,秋阿姨绝对不会找什么新郎官。这些年,多少男高官,不管有没有妻子,也不管妻子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找个又漂亮又是大学生的年轻女孩,可我的秋阿姨还是一个人,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人。她的男人死了,牺牲了,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可是秋阿姨从来没有再找过任何男人。说什么男女平等,光凭这一点,就没有平等可言。我的秋阿姨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像郝叔叔那样的人,她心中的郝叔叔不会被任何人代替。我越加敬重我的秋阿姨,我甚至觉得我在内心深处,好可怜她。
　　几年以后,我也上了大学。每个周末我还是回到秋阿姨家。秋阿姨喜欢我回来,我从曹阿姨告诉我今天又为我准备了什么菜就知道。她洗澡时,我还是给她搓背。我们一起坐在方桌两旁,边吃饭,边聊天,我问中凌哥哥有没有信,秋阿姨也会问我学校里的事。我从来没有给中凌哥哥写过信。一是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写;再者,我也不会单独给中凌哥哥写信。
　　中凌哥哥直到毕业前一年才回来过一次。那完全是一个意外,一个政治需要——暑假全体留苏学生回来进行“反修集训”。听说他要回来,秋阿姨和我都兴奋不已。我想象着中凌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啦,可是无论我怎么想象,等见到了他,我还是感到他那一身帅气早已超过了郝叔叔。我都不敢跟他讲话。他对我客客气气,让人觉得怪怪的。
　　那天秋阿姨以前的司机老王叔叔也来了,他比以前显得老多了,头发花白了,皱纹布满脸颊,脱掉军装,就像个老农民。他说要转业回老家,走之前来北京看看老首长,也看看留洋回来的中凌。秋阿姨让曹阿姨多做了几个菜。在饭桌上,老王叔叔看着我说:“我早说过吧,女大十八变,这不,小柳可比小时候俊多啦。”秋阿姨听了看着我呵呵地笑,我不好意思极了,特别是当着中凌哥哥面前这么说。我偷偷看了中凌哥哥一眼,他耸了耸肩:“我可不记得她以前什么样。”临走时,秋阿姨塞给老王叔叔一个包,老王叔叔推辞了半天,还是揣到了口袋里,我猜一定是秋阿姨让他带点钱回老家。老王叔叔抹着眼泪说,以后首长任何时候需要他,告诉一声就行;他还留下了他在山东老家的地址。那个小纸条放在桌上好几天也没有人收,后来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司机老王的住址会有什么用。
　　一天我听到秋阿姨用很大的声音对中凌哥哥说:“说好毕业前不谈恋爱,还是熬不住。”中凌哥哥絮絮叨叨怎么讲,我就没有听清楚啦,大概这种事,他也不愿意高谈阔论。我知道中凌哥哥有女朋友啦,像他这样帅气的人,怎么会没有女孩子喜欢呢?我心里好像又酸又苦。唉,我这个丑丫头,笨丫头,我哪里有秋阿姨那么好运,能找到一个不嫌我丑,不怕我笨的好男人呢?
　　
　　二十三
　　
　　十年过去了,那次长江上的远行似乎已经变得模糊,或许是我有意遗忘;如果我还思念那几个偶尔遇到的人,我想与其有着血脉关联、骨肉至亲的秋阿姨会更思念。我选择遗忘是为了回避那令人心寒的战栗;我相信,秋阿姨埋葬过去是为了今日的求生。因此这么多年来,我和秋阿姨都绝不提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奇遇,也许那个阴影不会再来干扰我。
　　那是一次元旦晚会。我遇到了一个本不该遇到的人。
　　秋阿姨有两张人民大会堂晚会票,她本来想送人,可是后来又说柳伢子从没有进过人大会堂,她就带我去了。我们走在大理石的地板上,秋阿姨让我扶着她。那个瞬间我觉得我的秋阿姨真的衰老了。她只有五十出头吧,她一个人孤寂地过了大半辈子,她的亲人都走了,而且都没有善终。这些年藏在她心底的究竟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尽管我很想知道。我们走到上面一层,一边传来音乐声,那里是上百人的盛大舞会。秋阿姨说她从不跳舞,如果我想跳,就自己去找舞伴,她会坐在一旁看我跳。我怎能把秋阿姨丢在一边,我说我也不会跳。其实那不是真的,这些年,学校总有舞会,我虽不热衷,但也不是没去过。可是今天不一样,我要陪秋阿姨。听着那动感十足的音乐,我想起了中凌哥哥。我斜倚在秋阿姨身上,像一个小女孩。也许我这个丑丫头,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殿堂,心儿有点慌。秋阿姨笑着用手拍拍我的肩头:“柳伢子不是胆子很大吗,怎么到了这里像个小乡巴佬了?可惜你的中凌哥哥不在,不然你们两人一起跳就好了。”我心想,他才不会跟我跳呢。我用眼睛扫视过往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女的,她们都精心地打扮了一番。有穿裙子的,有穿旗袍的,也有穿军装的,个个标致又快活。我在她们面前,又变回丑小丫。
　　突然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我想站起来去叫她,但是我的心被什么东西牵动了一下,让我又缩了回去。秋阿姨觉察到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人,突然站起来,向那人走去。我跟在后面,只见秋阿姨并没有跟她打招呼,却是对着她身旁的那个人伸出手来,那是一个比秋阿姨还要年纪大的老男人,一个军人。在他们握手寒暄的时候,我对那个老军人身旁的人喊道:“乐阿姨,你也在这里?”她,那个对面三楼窗户后边的女人,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们认得?”那个老军人问,不论是我还是乐阿姨,好像都不大想承认我们以前认得。
　　“当过邻居。”乐阿姨轻巧地说了句。
　　“这是我爱人,乐重生。”老军人把她介绍给秋阿姨,她们两人握手时,我心里想的是,那次在长江上误船的事。最好她早忘记了,没忘记也绝对不要提。
　　我们四个人坐到了一旁的休息区,那里有小圆桌和椅子。秋阿姨和那个老军人好像是久别重逢,谈得很热烈,我只好和乐阿姨讲话了。乐阿姨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北京,现在在哪里念书。我一一回答了。我本也想反问她的,可是好像又有点不妥。我只是说:“乐阿姨,我喜欢你穿军装。你还在文工团吗?”
　　“早不在了。”她好像也不愿意讲起过去。我们都不说话了,转过头去听那两个人的对话。我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我真想走开,却又走不了。正在这时,乐阿姨对我说:“他们谈天和我们无关,我们到那边去看看。”秋阿姨听到了,对我微笑着点点头,我站了起来。
　　乐队正在演奏一首轻快的曲子,乐阿姨突然拉着我的手,转着圈子跳到了舞池中心。我又惊讶又兴奋。要不是乐阿姨,任何一个陌生人要这么带着我在这个公共场合跳舞,我肯定会吓得腿发软。乐阿姨不愧是文工团出身,她跳得好轻松,我完全变成她手中的一个面团,被她又推又拉,左摇右摆地满场飞舞。跳到高兴处,她突然开口问道:“那次在长江边碰到你,你也不说干什么去了,就匆匆上船,让我好生不安。”
　　
　　嘣嚓嚓,嘣嚓嚓……我耳朵里的音乐声变得刺耳了。“我怕赶不上船。”我还是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你和谁一起去的,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她又问。
　　灯光怎么那么耀眼,让我有点睁不开眼。“你不认识,一个家里人。”
　　“你妈妈家的人还是你秋阿姨家的人?”她还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妈妈家的。”我想妈妈现在不知在天南海北。
　　“噢,我问你妈妈,怎么她说不知道?”
　　她的话刚落地,我就突然站住了,站在那个舞池的中心。“妈妈在哪儿?”我问她。
　　“你的妈妈在哪儿,怎么要问我?”说着她把我带出了那人头攒动的海洋。
　　“我真不知道。”我还想问她,什么时候问的妈妈,可是一想还是早点远离这个恼人的话题。“乐阿姨,你跳舞跳得真好!是在文工团练出来的吧?”
　　“是以前在舞厅练出来的。”她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我不禁脸一红。她又说:“我知道是你的秋阿姨让你去的。可怜见的,让那么一个小女孩去那么险恶的地方。”她说着,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只觉得能听到心脏怦怦跳。她怎么会知道?她刨根问底又是为什么?我感到不安。
　　这个乐阿姨,我们只见过几次面,我对她的过去和现在,一点都不了解。我感到这是一个有点让我害怕的人。我说:“该回去了,秋阿姨一定在找我们呢。”
　　“他们多年没见面,有的是话谈,着什么急啊。”乐阿姨眼睛还在舞池里转。我知道她还想跳,可是我不想奉陪了。
　　“乐阿姨,你找熟人跳吧,我真要回去了。”我说着就往外走。乐阿姨站在后面看着我,最后拖着懒洋洋的步伐跟过来。
　　我和秋阿姨很快就回家了。在路上,秋阿姨问我怎么认识的这个人。我告诉她以前在厨房做饭,抬头正好能看到对面三楼的一个窗户,窗户后面总有个年轻女人,就是这个乐阿姨。她那时叫什么我不知道,后来在街上碰到,她说她也改名字啦,现在叫乐重生。
　　秋阿姨“嗯”了一声,也没多说话。我问她:“她的爱人比她大好多噢。你以前就认识他,是吗?”秋阿姨没有回答。我更加感到那个乐阿姨有点神秘。但愿以后不要再碰到她。
　　自从再次遇到乐阿姨,那次长江之行又重新蚕食我的心灵。如今我已不是小孩子了,每当想起当年的种种行径,我都为自己的勇敢和莽撞吃惊,也会回到无可名状的悲凉和恐怖。现在的回忆,相比闵爷爷和四舅,其实我想得更多的是留下的那群“细伢子”,当年二姑是那么称呼他们的。他们一定是秋阿姨哥哥和弟弟的孩子们。他们有多大,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些年又是如何艰难地生活,他们都活下来了吗?我留给二姑的那些钱,到了他们手上没有?派上用场了吗?我真想知道,但是却又无从知道,这个念头折磨着我。让我吃惊的是,我很少想到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却久久思念着那群从没谋面的陌生孩子。当然我绝对不能问秋阿姨,一是我不能勾起她的伤心事,我们彼此默认,再也不提那次出行和那个遥远的地方;二是我相信秋阿姨跟我一样,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只有自己独自猜测和遥想。当然即使我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勾勒出他们真实生活的百分之一二,更何况我远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
　　
　　二十四
　　
　　中凌哥哥回来了,经过了六年漫长的求学之路,他终于回国、回家了,而且带回了一个叫纯呐的漂亮女孩。她初进这个家门,可是没有一点陌生感,好像从来就住在这里一样。她的眼睛很长,很美,可惜戴了一副眼镜;她有着一头褐色的头发,又长又软,她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扎两根辫子,也不是乡下女孩的一根大辫子,而是很松散地拧在一起,光看那脑后的秀发,都让人心跳,难怪她那么讨人喜欢。他们很快结婚了。纯呐也是留苏生,也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倒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让人看了除了羡慕说不出什么。他们还分配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在家住了很短的时间,单位分了房,很快就搬走了。以后周日,中凌哥哥有时一个人回来,有时两人一起回来,有时干脆不回来,说是到纯呐的家,她家在一个什么大院里,位于西郊,比回秋阿姨这里要近得多。中凌哥哥说是回国了,让人感到好像他还在遥远的苏联。
　　我大学毕业时,秋阿姨比我还要心急,当我跑回家告诉秋阿姨我分配在北京东郊一个工厂当技术员,秋阿姨听了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你秋阿姨身边,总算还有一个柳伢子。”毕业后,我搬回家住了。从上中学到大学,我都是住校,只有寒暑假回来住。现在我才真正每天都回家,我和秋阿姨好像习惯了互相依存。她每次回到家,总要叫一声“柳伢子”,我答应了,她又没什么事要说。我回家,也要先找秋阿姨,只要看到她的身影,我就感到安心。厂里也有集体宿舍,不过那是四个人一间房间,秋阿姨说何必去和别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家骑车上班不过二十分钟,她还说等柳伢子嫁人了再搬出去吧。我想那不知是哪辈子的事呢。我虽说没有小时候那么丑,可是我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从来没有男同学找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交个男朋友,我愿意和秋阿姨相依为命。
　　两年后,中凌哥哥有了一个小儿子,叫小球球,秋阿姨又高兴得笑眯了眼。纯呐姐姐在自己家坐月子,后来的周末,他们也是到纯呐姐姐家更多,隔两个礼拜才会来这边一次。我慢慢意识到,中凌哥哥从小到大,和自己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少,秋阿姨的唯一亲人似乎和她亲不起来。秋阿姨自己何尝没有这个感觉,只是她从没有说过,当然更不会抱怨,相反还有些自责。周末我会注意到,每当有叩门声,她都会敏感地站起身来向门口张望。
　　那些年,无论机关还是工厂,都比以往更加热闹,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让人忙得不可开交,秋阿姨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她有次对我说:“柳伢子在工厂工作好,比较单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从不对我说她遇到的事情,她的难处,她的苦衷。我只是看见秋阿姨更多地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那两棵海棠树发呆。当然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晚上,她站在郝叔叔照片前面发呆。我真想为我的秋阿姨做点什么,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可是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社会一下子像是一锅沸腾的开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秋阿姨和我,还有中凌哥哥,纯呐姐姐,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担心什么。到了八月,整个社会的温度好像随着天气变热,也一天天高起来。每天我回家,秋阿姨就要我给她讲外边看到的大字报和工厂的运动。后来她说,“不行,你要到大学去看看,到北大去。”那个星期天,我坐车到了北大,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我四处看着,在我带来的小本子上记着。突然有人叫我,一回头,人丛中的那个高个子竟是中凌哥哥。
　　我问他为什么两个星期没回家。他说单位运动紧,顾不上。我说下次不回一定打个电话,秋阿姨等你等得好心焦。他说那好,今天我们一起回去。我们一起回家,秋阿姨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忙说我们是在北大看大字报时碰到的。秋阿姨才反应过来,连忙问曹阿姨,还有没有香椿?炒个中凌最喜欢吃的香椿炒鸡蛋。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大家好像都在珍惜这顿饭,不是因为香椿炒鸡蛋的香味,而是为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中凌哥哥那天没露过笑脸,他满脸愁云地说现在打击面越来越宽。秋阿姨说:“那关你什么事,你们才工作几年,还不是一个学生伢子。”在秋阿姨眼里,我们还都是“学生伢子”。中凌哥哥看看她,好像有话要说,又没有说出口。我看到了。
　　晚饭后,中凌哥哥要回去。往日我从不送他,但是这一次,我竟然跟着他走到大门。我站在门口,低着头说道:“中凌哥哥,你的话没讲完。”
　　中凌哥哥回头看了看里院:“我不想让妈妈着急,单位里有人给留苏的人贴大字报。不过也还刚刚开始,不知会怎么发展。”
　　
　　我一听就着急了,忙问:“纯呐姐姐呢?她也是留苏的啊。”为什么今天只有中凌哥哥一个人出来,我始终没有问。
　　“就是她招来了大字报,都怪她回国后还跟她的导师一直通信。”中凌哥哥说。
　　“会很严重吗?”我想不出,和大学老师通信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谁也不敢说。只是勒令她交代。”中凌哥哥沮丧地说。
　　“这就是你上个星期没回来的原因,是吗?”中凌哥哥点点头。我又接着说:“以后你要有什么事,给我们工厂打电话,中午吃饭时间我总会在办公室。如果你不想让秋阿姨知道,总得让我知道啊,我们不能一点情况都不知道,那不急死人哪!”
　　“现在什么情况也没有,不要想得那么多,也许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是我不愿意告诉妈妈的原因,免得她白着急。你快回去吧,不然妈妈又该疑心了。”说完他就走了。
　　果然我回去后,秋阿姨问我,两个人在门口嘀嘀咕咕些什么。我搪塞说我问他们单位运动情况,但他说的一些人和事我都不知道,所以也重复不上来。秋阿姨嘴里没说什么,眼光明显流露出不信任,她喃喃地说道:“运动还刚刚开始,什么事情也当不了真,可也小看不得。”我觉得秋阿姨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前后矛盾,可又像是能包罗万象。在后来的日子里,无止尽的运动把全国人民都拖了进去,无穷尽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在眼前飞跃,秋阿姨的这两句话此际总会蹦出来,让我在绝望中找到一条缝隙,同时又堕入更深的泥潭。
　　
　　二十五
　　
　　纯呐姐姐很快升级接受审查,不许外出,不许打电话。这次中凌哥哥没法隐瞒了,他垂头丧气地告诉了秋阿姨。秋阿姨回答得很爽快:“如果真的和苏联导师一直有通信来往,那追问一下也是应该的,革命群众出于义愤,做了些出格的事,也是革命行为,是反修教育的结果,不要那么反感,更不要有抵触情绪。要顺着运动来,千万不要倒行逆施,那样反而坏事。”中凌哥哥闷闷不乐地回去了。第二个周末,直到晚上他也没来,秋阿姨有点急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他。看着秋阿姨坐卧不安的样子,我自告奋勇到他们单位去找他。
　　我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研究院。那个下午,没等下班我就早早离开工厂骑车往西郊奔去。从东郊到西郊,我心急火燎地拼命骑着,横穿了整个北京城。我没有心思关注路旁一簇簇的辩论人群,我避开气焰嚣张的红卫兵车队,不断闪出的焦虑、各种各样的担忧折磨着我。八月的傍晚,没有风,只有偏西的太阳把一天的余热向我倾注,我心里想着中凌哥哥和他的一家人,像个自行车运动员一样,我弯着腰,迎着仍未失去威力的阳光,勇猛地向前冲着,一个半钟头后终于骑到了。可是门口站岗的军人,却不让我进去。我不肯罢休,把自行车锁在旁边的木架子上,等待时机。当一大群人蜂拥着进去时,我夹在里面混进去了。我暗自庆幸这两年虽说人长了不少,可是基本上还是矮个子,那个门口站岗的根本没看到我。进去以后,我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上哪里去找中凌哥哥?突然多年前我随四舅回乡看闵爷爷的往事在心中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我暗暗骂自己,为何在这个时刻会让那几乎消失的阴影又充斥心头?
　　院子里扯着绳子挂满大字报,我不自觉地上前去看。这里满院子都是大学生、归国留学生,他们写的大字报远比我们工厂又多又长,还论述得头头是道。我心不在焉地看了两篇,真比得上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扎眼的名字“方纯呐”。纯呐姐姐姓方,一定是写她的。我屏着气看下去,越看越心慌。大字报说纯呐姐姐把情报送给苏修,她的导师就是克格勃,还说她每个月要寄一封信,那是定期汇报。会是真的吗?可是大字报上是那么写的。我知道,写了就会有人信;信的人就会再加工,写出更加惊心动魄的另一张大字报来。这个连锁反应是运动的产物,也是人们为了自保的捷径,打死老虎总是比较保险。谁要是被先拽了出来,就算是赶上了,就算倒大霉了。这次是纯呐姐姐当了靶子,所有的矛头都射向了她。因为看到后来,我发现许多篇大字报都在为最前面的那篇做注解,好像是人人在表态。秋阿姨说,什么事也当不了真,可也小看不得。事到如今,再不当真也不成了,你想小看人家还不干呢。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凌哥哥。
　　偌大的院子我该往哪儿去找?这时刚六点,我想中凌哥哥一定会到托儿所去接他们的小儿子,我打听到托儿所的位置,就直奔那里。果真我在门口等到了从里面出来的中凌哥哥,他一手牵着两岁多的小球球,看到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我们回到他的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这是两个房间的单元,住着两家人家,都是年轻夫妇。中凌哥哥有孩子,占了大的一间,但比起秋阿姨家还是嫌太小,可这儿毕竟在院子里面,对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再方便不过。中凌哥哥问孩子吃饭没有,小球球点点头,可是又在那里找东西吃,我说:“他大概没吃饱,有没有东西给他再吃点。”中凌哥哥说,他自己还没吃饭呢,他好像刚想起来问我吃了没有。当然也没有,不过我不好意思说,只说我吃过了。中凌哥哥找出了一包饼干,他和小儿子,都抓起来往嘴里塞。中凌哥哥说,纯呐挨了批判,托儿所对小球球也不好了。我问纯呐姐姐呢?他说在办公室写检查呢,要到很晚才让回家。我不知该问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临走时我问他,回去怎么跟秋阿姨说。
　　他想了想:“照实说。”
　　我又问他:“你还记得我工厂的电话吗?”他尴尬地摇摇头,我给过他不止一次。我拿笔把我的电话号写在他家门边的挂历上。我慢慢地在暑气渐消的马路上骑车回家,尽管肚子很饿,却又感到很堵,好像有点伤心。我想我在中凌哥哥心中的位置,大概没有他在我心中位置的万分之一。
　　秋阿姨听我讲了情况摇着头说:“这些都是新社会的千金小姐,从小到大,没受过委屈,这种人,别的不怕,就怕想不开。能挺过去也就过去了。”挺不过去呢?我在想,当然,秋阿姨也会想。她又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下个周末,中凌哥哥带着小球球回来了,我们所有人都捧着这个小人儿,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怜爱。他不像往日那么调皮,常贴着人就不愿离开。情况没有变化,纯呐姐姐仍然不许离开大院,晚上很晚才让回家。小球球不愿意回去,可是我们这里白天没人照料他,现在谁家的运动都是紧锣密鼓的,让人不敢懈怠。晚上中凌哥哥只好把他又带回去了。我们给他带上不少好吃的东西。
　　一天中午,我刚买了午饭回办公室,还没吃饭就接到中凌哥哥的电话,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匆匆忙忙地说,晚上六点能不能来帮着接一下小球球?听他的口气很着急,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吗?”他说现在顾不上说,只问我能不能来,我当然说“能”。
　　那天是我去托儿所接的小球球,托儿所阿姨问我是谁,我说是他爸爸的妹妹,孩子的姑姑。阿姨不信任地说:“孩子还有姑姑?”可是小球球看到我就扑上来,阿姨什么话也不说了。我知道他们家没什么东西可吃,来的路上,已买了些酱肉和水果,又从工厂食堂里带来了五个大馒头。回家我和小球球一起吃了顿晚饭,余下的留给中凌哥哥。我心焦地等中凌哥哥回来,好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一直到九点都没有人影,我想一定要给秋阿姨打电话,告诉她今晚我很可能回不去了。我问同单元住的另一对夫妇,他们人倒还算好,只是不愿多说纯呐姐姐的事。我说我哥哥还没回来,我得跟家里打个电话,他们让我到传达室去打,说他们可以帮我照看一下小球球。
　　从宿舍区到传达室走了起码十分钟,一路上我生怕有人问我,这里毕竟是保密单位。在传达室我又求了半天那个值班人,最后总算给秋阿姨打了一个电话,她早已急得火烧火燎,反复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真的不知道,我来后还没有见到中凌哥哥,我还得快回去,不然小球球又该着急。果真我回去时,小球球正在哭,那对夫妇却不见了。我问小球球,阿姨叔叔呢?他说他们刚才跑下楼去了。我想我上来时,也没见人嘛。唉,不管他们了,赶紧让小家伙睡觉吧,已经快十点了。
　　
　　中凌哥哥一晚上没回来。我搂着小球球睡得十分不安稳。最后支着耳朵听着也睡着了,那对夫妇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清晨,我送小球球上幼儿园,可是他不肯去,这可让我犯难了。我还要上班呢,那么远的路,一想到我又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心里就有点发毛。工厂那个时候还规规矩矩地上下班,我最近已经请了两次假,不可能今天再请假。正当我和小球球走出房门,中凌哥哥回来了,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眼睛红肿,我和小球球同时开口叫他:“中凌哥哥”“爸爸”,可是他没有回答我们,径直走进房里,把房门关上,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
　　纯呐姐姐自杀了。那天附近来了一批中学生,他们听说这里有一个苏修特务,蜂拥而来,一看不是青面獠牙的坏蛋,却是一个长发的漂亮女孩,想当然她一定是那种电影里的妖艳女特务,恶作剧的念头马上涌出。一把事先准备的剪刀拿了出来,他们用剪刀把她的衣服剪成一条一条;还剪掉她的漂亮长发,剪短了还不够,有两个学生按着她的头,硬是给她把半边头发剪掉,她被剪了个阴阳头。她推开那些人就从五楼跳了下去。我当然理解纯呐姐姐的心境,她哪里受过这般委屈,这种侮辱。她的那一头秀发,是她的骄傲,是她的命根子。她奔向窗户往下跃的那一刹那,大概不会想到任何人,包括中凌哥哥和小球球。她想到的一定是镜子里面那个衣服被剪碎、头发被剪去半边的可怖之人。正如秋阿姨说的,要挺也就挺过去了,可惜,纯呐姐姐没有挺过去。那是昨天中午发生的事情,送到医院也没救过来。
　　小球球后来让纯呐姐姐父母接走了,中凌哥哥一个星期后才回家。那天他领着小球球一起跨进大门,秋阿姨看见,急忙迎了上去,走得太急,竟然让门槛绊了一下,要不是我刚好在旁边拉了她一把,那一跤可摔得不轻。她抚摸着小孙子半天不语,她会想起三十多年前,一岁的中凌失去了父亲,在最需要母亲的时候,又失去了母亲吗?她看到的是,三十年后,中凌的儿子,又在三岁的时候,永远失去了母亲。这种悲剧的循环是必然的吗?它遵循的是什么样的逻辑?中凌的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可是小球球的母亲又是被谁杀害的呢?
　　随后几个月好像情况有了变化,挨整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是四面开花,我多么为纯呐姐姐惋惜,她如果能再挺一下,也许就没事了;可惜,她没有挺过来。唉,像我这样从小被人看作丑丫头的女孩,如果真的被剪了阴阳头,受到的伤害大概会比她少,当然,我是无法和她相比,我那受苦受难的童年,怎能和她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相比。小球球在托儿所受到歧视,不肯再去,现在就放在他的外公外婆家。偶尔某个周末,中凌哥哥会带着他来看奶奶,我们每个周末都等着他们两人乒乒乓乓的打门声。中凌哥哥变得更加沉默,大家也不便多和他说话,生怕勾起他的悲痛。人人围着小球球转。
　　
　　二十六
　　
　　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又一阵妖风吹到这个小院,这次是撼动大树了——秋阿姨受到了批判和审查。听说是一封检举信引起的,那封信不仅提出疑问,秋阿姨当年为何能独自逃脱特务的搜捕?让人惊讶的是,还竟然提到土改时,她曾经试图把恶霸地主父亲劫出老家。检举人是谁?对面三楼乐阿姨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是秋阿姨的司机金叔叔告诉我的,他平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上下班来接送秋阿姨,跟我远不像老王叔叔那么熟。这次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很让我吃惊。秋阿姨更加沉默了,她什么也没对我说,既没叮嘱我什么也不要说,也没有要我按实情说。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我心领神会,我知道当初秋阿姨让我去,就是因为相信我的“嘴巴严”,我怎么会说一个字呢?再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闵爷爷救出来,我哪儿有那么大的本事啊!别忘了,当年我只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小伢子。不过在这个火候上,哪有人会和你讲道理,又有谁会要真情,只要越耸人听闻,越惊心动魄,就越革命。那个检举人会是谁?这个疑问成天折磨着我。我知道我再在这里住下去可能对秋阿姨不利了。我问秋阿姨是不是我该搬出去,她说恐怕不光是你要搬走,我们都在这里住不下去了,没资格住这个独门独院了。你不是我的直系亲属,怕搬到新的地方也不会考虑你了。
　　我感到真正的恐慌,不是为我,是为我的秋阿姨。这些年来,我已经成了她的左右手,也是心灵的安慰;再说,我也不愿意离开我的秋阿姨。自从我不到十岁,她让我永远离开那个挨打挨骂的地方,至今已经十七年了,我跟她一起生活的日子,远比跟我自己亲生母亲生活的日子长,而且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秋阿姨是我生命的支柱和信念,我离她而去,她生活会有很大的不方便,她一生已经遭难够多了,为什么要遭遇更多的磨难!
　　我搬到了工厂集体宿舍,和另外三个女孩住一间屋。工厂的宿舍远不像大机关那么好。我不怕忍受生活上的不便,只是苦于打听不到秋阿姨的消息,他们新搬的地方家里没有电话。中凌哥哥说有事他会告诉我,可是我根本没接到过他的电话,我像被放在烤炉上烘烤,火烧火燎。我实在憋不住了,那天下了班就骑车到了秋阿姨新搬的那栋楼。我上了二楼,开门的是曹阿姨。“秋阿姨呢?这么晚了,还没回?”我不安地问道。
　　“两天没回来了,换洗衣服也没带,这里连个电话也没有,什么事都不知道,让人干着急!”曹阿姨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她跟了秋阿姨快十年,说的倒是真心话。我问她中凌哥哥回来过吗?她说没有。这我倒奇怪了,他怎么在这个时候不回来看看呢?我想都没多想就说:“那你准备一下东西,我今晚去一趟。”曹阿姨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再准备点吃的。”她更加吃惊了,不过她没说一句话就去准备了。
　　我又骑着自行车在暮色中飞奔,向秋阿姨工作单位骑去。到了那个院子,人们早都下班了,该到哪里去找呢?我不相信她会在自己办公室待两天两夜,这些天,揪斗当权派之风满城刮,如果被揪斗,一定不会善待。我奔向地下室的窗口,蹲下来,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往里看,好几个窗口后边有人,他们也好奇地望着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角落的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坐在地上,靠着墙。她不是秋阿姨是谁。
　　我找到了那座楼的大门,发现门口并没有人;但是一进楼,就看见楼梯口有人把着,看样子是下不去了。我又转到外面,找到刚才看到的那个窗口,捡了一个小石子,向那个纱窗扔去,秋阿姨听到声音,警惕地向窗外看,当她看见是我趴在窗口时,着实吃惊不小。我举起手上的小口袋晃了晃,她明白我是来给她送东西来了。秋阿姨走到窗前,对我说:“你这个大胆的柳伢子,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我给你带了件毛衣,现在晚上天凉了,曹阿姨还给你蒸了发糕。窗户能打开吗?”
　　“你从走廊进来,不必偷偷摸摸,他们让送就送,不让送就拿回去。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秋阿姨还是用的那种大义凛然的口吻说话。
　　我又回到楼里,对那个把在楼梯口的人说,我来给秋阿姨送点东西。他盘问了我半天,我说我不是她的亲戚,只是她收养的一个孤女。那人用鼻子“哼”了半天,一百个不信任的样子,又问我在哪儿工作,一听我在工厂车间工作就不再问了,只是把我拿来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我说:“你再翻,发糕就该变成一堆沙子啦。”那人实在从发糕里找不出什么密信之类想当然的东西,挥了挥手就让我下去。
　　秋阿姨拿了毛衣就往身上套,我意识到这个地下室真凉,后悔没带床毯子来。秋阿姨穿好毛衣就把发糕往嘴里塞,我不禁想起闵爷爷大口吃糯米团子的往事,眼泪不禁涌上来,又不愿让秋阿姨看见,只好强忍着。秋阿姨边吃边说,“他们给的那叫什么饭,我的牙根本咬不动。”她翻到下边还有一根又小又嫩的黄瓜,脸上竟露出了笑容:“柳伢子还记得我爱吃生黄瓜。”听着她咬得咯嘣响,我轻声说道:“怕你没蔬菜吃,嘴唇又要起泡。”
　　
　　秋阿姨放下黄瓜,好像想起了还有什么重要事,她向门外看了看,我马上起身到门口探了探头,门口没有人。我关上门,心想秋阿姨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坐到她的身旁。秋阿姨小声对我说:“柳伢子,回去到我房间里,看到两个大书架,其中一个的下层,有几个厚夹子,中间的那一个,夹子是中空的,里面我放了三千块钱。你都拿出来,给曹阿姨两百,让她回家去,剩下的你留着。”
　　“我留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自己留着吧,要不给中凌哥哥送去。”我想,三千块钱相当我五年工资了,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中凌不缺钱。我现在自身难保,那个家这两天就会被抄得一塌糊涂,钱也会不翼而飞。这些钱是我这几年每个月从工资中留下一些攒的,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现在我要你留着以防万一。这些人中,只有你最单纯,又在工厂工作,以后的日子不知会怎么样,也许到时候你会发现,秋阿姨的这一点钱还真能派用场呢。”
　　“好吧,算我代你保管。秋阿姨,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明天我还会来,不知道会不会让进来,今天这个人就盘问了半天。”我预感到,如果换个人,可能今天都进不来。
　　秋阿姨想了想说:“别的我都不担心,唯有小球球。他没了娘,爹又不管用。也许不止是我这个奶奶会有事,他外公、外婆也会有事。万一,我说的是万一,这些人都靠不上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个柳伢子,小球球还有你这个姑姑。”秋阿姨用手指头戳了我一下。我点点头,心想只要我还活着,小球球在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个亲人。“还有,你把郝叔叔那张照片从镜框里取下来,你带走,放在家里也是让人糟蹋了。”
　　秋阿姨在这个关头,还是不忘郝叔叔。我恋恋不舍地和秋阿姨告别,说明天会给她带床毯子来,再多带几条小黄瓜。那天晚上,我按秋阿姨说的,找到了那个中空的夹子,取出了放在一个旧信封里的那笔钱,小心地连信封一起放到我的书包里。无论如何,这一切不能不让我又想起那年,我在小裤衩上缝了个小口袋,把秋阿姨给我的钱放在里面,小心翼翼地走了一路,直到最后,把它们给了二姑,请她转给那些“细伢子”。这次又该是给谁呢?
　　第二天晚上,我拿了一床毯子,三根小黄瓜和几个软软和和的肉包子,直奔昨天去过的那幢楼,门口竟然没有了看门人,我兴致勃勃地往地下室走去,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没有秋阿姨,没有任何人。我心中一阵慌乱,回头就往一楼跑,竟然迎面撞到了一个人,那人吼道:“干吗的?这么急急忙忙,给谁送葬去!”我抬头看去,是个横眉阔脸的大汉,我知道问他也问不出,还得找麻烦,含糊地说我大概走错了,就赶紧跑出了大楼。我又不甘心就这么走掉,想来想去,就往司机班那边走去,我找到了金叔叔。他看到我突然在这里出现,十分惊讶,又很警惕的样子,拉着我就往外走,一直走出了他们机关好远。
　　“小柳子啊,怎么来这儿啦,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说着,回头看看。
　　“我昨天就来了,还给秋阿姨送了件毛衣和一些吃的。”我对他说。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得我不知所云。“要不怎会今儿个全给转移了呢?”
　　“你说是因为我来过?”我想不至于吧。
　　“大概是这么回事。”他点头肯定地说。“我说谁那么大胆子呢,也就是小柳子。”金叔叔跟着中凌哥哥叫我小柳子。我又问他秋阿姨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没人说得上带到哪儿去啦。”我一听,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快别哭,现在可不是掉眼泪的时候,这么着吧,要有消息,我去告诉你一声。”我赶紧给他留了一个厂里办公室的电话。我以为很快会接到金叔叔的电话,谁知一等等了三年。
　　
　　二十七
　　
　　那是让人心神不定的日子,没有任何秋阿姨的消息。曹阿姨拿了二百块钱也走了,那是我的钱,我不愿意动秋阿姨的,我知道它应该有更重要的用途。因为怕哪一天秋阿姨突然放回来,家里没有一个人,我便干脆搬回来住,反正现在也没人来查是谁住在这儿。厂里宿舍的床位变成我中午午休的地方。我把秋阿姨的那笔钱,还有卷成筒状的郝叔叔照片,一起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我们办公室虽然简陋,是个十多人共用的大屋子,但每个人还是有张自己的桌子,还有一个带锁的抽屉。秋阿姨的家被抄过两次,拿走了一些文件,幸好秋阿姨早告诉我,把那笔钱拿走了,不然也会落个不翼而飞的下场。
　　我总觉得中凌哥哥不露面有点让人奇怪。一个周日,我骑车到他的研究院,到处乱哄哄的,门岗也不那么严了。我径直走进院子,发现比上次来还要热闹。不只是大字报多,辩论的人还一堆堆地堵着路口,我没理会那些辩论的,过去站在大字报前浏览。我看到了中凌哥哥的名字,不过他好像当了一派的头头,他们的人在攻击另一派;而另一派也在攻击他们。我对他们的那些辩论毫无兴趣,我想要找的是他这个人。
　　我又到了他住的那层楼,开门的还是原来的那对夫妇,他们看到我十分惊讶。我问他们,中凌哥哥呢?那两个人相互看了看,说好久没回来了。我问他们:“那他现在住哪儿?”
　　女的说:“不知道。”想了想又说,“可能在老丈人家吧,孩子在那儿呢。”
　　男的又说:“他哪儿顾得上回家,肯定泡在造反总部。”我问他们造反总部在哪儿,那个男的说:“那你可进不去,在大楼里,进门要看证件。”我请他们转告中凌哥哥,如果他什么时候回来的话,就说他妹妹来找过他,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又留下了我的电话。本来我还想问他们,中凌哥哥的老丈人家在哪儿,可是一想,他们哪里会知道。说实在的,我想小球球,这个没妈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我没有看到中凌哥哥,后来也没有等到他的电话。秋阿姨那边更是没有一点消息,我不敢再去找金叔叔,上次我看出了他的胆怯。我一个人在秋阿姨的那个小单元里守着,外边的世界变来变去,我没有任何兴趣,也看不到一线希望。工厂没有停工,真正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我们比那些不念书成天闹革命的学生要累得多。厂里也分两派,我实在是害怕,什么派也不敢参加;除了非要参加的活动,我一概回避。下班我早早回家,好像为了躲开这个疯狂的世界;独自一人时,又是惶惶然,心中暗暗祈求,秋阿姨会神奇地突然回到家里。
　　只有一次,我那个孤独的小单元来过一个客人。那天晚上,我正在给自己做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我的心猛跳,会是谁?开门,只见是个不认识的女孩,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她怯怯地问:“你是柳杨吧?”我赶紧把她让了进来,好奇地问她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用一口山东话自我介绍,原来她是秋阿姨以前司机老王叔叔的女儿,名叫王金雁。我自小就特别喜欢老王叔叔,可能他总把我叫做“闺女”,让我感到和他好亲近。我也记得大董哥哥说过,他有个闺女,现在他的这个闺女竟然跑来看我啦。当然,我知道,她原本是想看秋阿姨的。我让她跟我一起吃晚饭,我高兴桌子那边的空座位今天也有人坐了。我们两人边吃边聊,原来她在老家小学教书,最近的大串联风也刮到了他们那儿,她和几个年轻老师一起跑了出来,第一站就是北京。她爸爸让她来看看“老首长”,她跑到我们以前住的院子,那里已经成了什么机关用房,她打听了半天,从一个司机口里才知道我们搬到了这里。当她听说秋阿姨已经给关押,连人在哪里都不知道时,眼里竟闪着泪花。
　　金雁第二天才走,走之前,给我留下了她在山东的详细地址,连怎么搭车、怎么问路都说得一清二楚,好像我真会去似的。她一再说,那里是老区,尽管穷山恶水,但老百姓都是老实人。那里解放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变,首长如果在北京待不下去,就躲到他们那儿去,等这儿的人闹腾够了再回来不迟。她说他们那里绝对安全,任谁来找,也没人会告发,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时就是个几不管的背静地方,现在也差不离。
　　
　　我郑重其事地把她写的地址收下了,不知为什么,她最后的那一番话,给我那么深的印象。我真愿意现在带着秋阿姨走进那个遥远的山区,和纯朴的农民,和那些深山里的道人为伍,看不见也听不到这里的喧嚣和疯狂。
　　一次厂里让一些不忙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上街去庆祝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我夹在队伍里,又挥胳膊,又喊口号,觉得比在厂里上班还累。走走觉得脚后跟痛,我不知道今天会有游行,穿了一双新布鞋,脚后跟让新鞋磨得出血了。领队的人一看,挥着手说:“靠边儿站着去,回头自个儿坐车回家,穿新鞋游行,这不找罪受。”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旁,心想事先又不知道今天要游行。街边坐也没个坐处,只好靠着一棵树,先把鞋脱下,想让伤口结痂再说。我看着游行队伍里的人,无论男女,个个夸张地使劲喊口号,也许他们都在奋力地表现,这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啦,那些新指示对我们有什么用,我是说不上来,反正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秀才班子,他们总可以编出长篇大论。
　　我突然又听到有人叫我“杨柳”。不看就知道是谁,怎么总会碰到这个人,每次还都那么偶然。果不其然是乐阿姨。又有几年不见,她变了,也老了。她既没有了早年在窗口时隐时现的摩登和神秘,也没有了在人大会堂见到时的雍容和高贵。她已经回归平民,有一点像早年我在街上看人做糍饭团时,碰到的那个刚参加革命的人,只是也没了当年的那种振奋和昂扬。我对她有一点警惕,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次在长江上掉船时的偶遇,让我联系到了最近有人审问秋阿姨时提及的问题。总之我不像前几次遇到她时那么吃惊和兴奋,而是满腹疑惑。她觉察我的冷淡,却不追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也不给你的秋阿姨送些衣服去。”
　　“什么?”我几乎跳了起来,她知道秋阿姨在哪儿?这下子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她在哪儿?我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你不打听怎么知道。现在没人会上门告诉你。”她说着话,以前那个有点轻浮、有点飘逸的神态又露出来了。“我最近倒看见她了。她的衣服可不够,手上也没有零用钱,总得买些手纸毛巾之类的东西。”她说得我心里又急又怕。最后她才告诉我,她的老公也给关押了,竟然是在一座牢里。她还告诉我,都要送些什么东西,还说,千万别送好东西,那样等于白送,根本送不到手。我又问,可以送什么吃的。她就说了一样:“肉松。”我本来还有很多疑问要问她,可是此时我一心只想赶紧去见我的秋阿姨,竟然只对她说了声谢谢就跛着一条腿往回走,刚走两步,我又回来,给乐阿姨留了我工厂的电话。我还问了她的住处,他们家的电话也给掐了。我知道她比我结交面宽得多,也许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消息。
　　我根本没有见到秋阿姨。不知乐阿姨是怎么买通的守卫,我可没这个本事。不过我把带去的东西都留下了。我站在外面等了半天,直到那个收我东西的人又露面,我冲上去问他:“送给她了吗?”那个人爱理不理地看了看我,吝啬地点了一下头。
　　我常常拿出那张早年中凌哥哥去速成中学前,我们三个人的合影。秋阿姨那时还不显老,中凌哥哥也没有后来那么帅。看着照片,我会想,中凌哥哥会知道秋阿姨现在在哪里吗?我越来越觉得中凌哥哥与家庭的疏离有点不可思议。本来纯呐姐姐去世后,他应该更加贴近自己的母亲,可是相反,他好像更加远离了;如果他跟秋阿姨都疏远,那跟我还有什么可提。他大概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回事。不过我隐隐地觉得中凌哥哥有意这么做,而且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或是特殊的原因,他必须这么做。那是什么原因呢?
　　
　　二十八
　　
　　转眼又过了两年,我绝望地不再等敲门声,也不再等中凌哥哥或是乐阿姨的电话。我再也无法送东西给秋阿姨,那边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住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却像守着一个孤岛。我从来害怕交朋友,现在却盼望我有一、两个好朋友,能帮我分忧,可惜我没有任何人可来往。
　　就在我以为我会一个人孤独地走到世界的尽头,突然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那是我多年不见,也多年没有来往的哥哥,那个小时候常让我饱尝拳头的哥哥。就像那年妈妈要见秋阿姨,他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一样,这次他也是站在工厂门口等我。尽管我们有十多年没有见面,可是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了他。“哥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吃惊地望着他。
　　哥哥勉强地笑了笑,说是妈妈让他来的,趁这次到北京出差,来找找我,看能不能碰上。我记起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秋阿姨让我给妈妈写过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不过当时和后来,我都没有收到过他们的回信。现在哥哥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妈妈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们两人在人行道上走着。
　　“妈妈在接受审查,她想让秋阿姨给她写个证明。”哥哥低着头说。
　　“什么证明?”我问道,心想现在上哪儿去找秋阿姨。
　　“证明妈妈当年曾经救过她,也就是说,掩护过她。”哥哥好像说得吞吞吐吐。
　　“为什么以前不让秋阿姨写?早点写了多好。”我不忍心告诉哥哥,现在秋阿姨自己都保不住了,还能给谁写信啊。
　　“找过。运动一开始,妈妈就找过秋阿姨。”哥哥咬着嘴唇。
　　“是吗?”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秋阿姨写了吗?”
　　“没有。秋阿姨说只有组织的救助才能叫掩护,说妈妈那时是出于义气,是因为同乡和同学的关系,不能算掩护。”哥哥说得无奈之极。
　　“可是毕竟是妈妈那么做了,秋阿姨才逃脱特务的埋伏,才捡了一条命啊。”我冲口说出的这些话,让一直愁眉苦脸的哥哥露出了一丝笑意。
　　“啊,你也这么说。那你能不能让秋阿姨就写一封讲实情的信,也不要强调什么掩护,就如实地把过程写下来。妈妈现在被关押着,专案组的人说妈妈以前给国民党做过事,如果能证明妈妈救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的案子就不一样啦。”哥哥满怀期望地看着我。
　　我伤心地说:“秋阿姨自己也在接受审查,已经两年多没让回家,现在人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不忍看哥哥失望的表情,心里充满了对正在接受审查的妈妈的担忧,低着头问道:“妈妈身体还好吗?”
　　“嗯。”哥哥还没有从失落中回过味来,也顾不上回答我的问题,“那就是说,秋阿姨不能给妈妈写任何东西,是吗?”他转头望着我,这是今天他第一次正视我。我毫无办法地对他点点头。“噢——”他拖长的声调好像半天没有收回去。
　　那天哥哥很快就走了。我问他有没有地方住,还要停留几天,他都支支吾吾地没说清,好像他来看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这件事没办成,他就得马上走,再无话和我说。我伤心地望着哥哥的背影,我都没有来得及问他要地址,我也没有问到妈妈身体到底怎么样;还有弟弟,他也该大学毕业了,他现在又在哪里?你们都好吗?几十年前的事都过去了,我谁都不怨,这些年我在秋阿姨身边,早已得到了补偿,我只想知道你们都好。可是哥哥一转眼就没影了,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不是思念对我已经很遥远的我的家人,而是想着哥哥给我带来的那个消息:秋阿姨没有给妈妈写任何证明!这件事是如此地震撼着我,让我吃不下,睡不着,想着就会浑身战栗。那个在我心中早已神化了的秋阿姨,忽然闪出了另一种光泽。她竟然会不给救过她性命的妈妈写证明!说那是不是“掩护”根本不重要,关键是事实!当初为了要妈妈证明她没有出卖郝叔叔,我还专门跑了一次上海,给她带回了妈妈写的一封信,那是妈妈为她写的证明,妈妈写的是事实,那个事实可以证明秋阿姨没有出卖郝叔叔,是特务坐在家里等秋阿姨,秋阿姨所以能逃脱,是因为妈妈从街上把正要回家的秋阿姨截住了,让她跑掉了。秋阿姨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过程如实地写下来呢?在妈妈需要的时候给她作证呢?她提出不能说“掩护”只是借口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晚上睡不着,坐了大半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秋阿姨划入忘恩负义的那类人,当初她到我家,看到我被打成那个样子,不顾老朋友的情面,毅然把我带了出来。我深知秋阿姨的人品,依她的性格,她绝对应该写,也一定会写,那么是什么阻止了她呢?我使劲挠着我的头,闭着眼睛,绞尽了脑汁,却想不出半点理由。是我太笨?是我太钻牛角尖?是我太没水平?也许对了,最后一个理由好像沾了一点边。秋阿姨所以这样做,一定是遵循了一套什么特别的规则,一套我不懂也没听说过的规则。这个规则对她来说,重于信誉,大于情义,她必须服从。她不是说过“革命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没人说得清。”突然我又想起了闵爷爷,秋阿姨没有为父亲做任何努力。她让我去,只是为了让我带信回来给她。那说明她还是很想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很不放心她的父亲,她心里还是有那个大地主的父亲。她敢让我去,大概以为我什么也做不了,起码不会引起什么大祸来,谁知我这个小人儿,竟然助她父亲去了鬼门关。不过她还是认为我帮她父亲解脱苦难,那也就是她心里还是同情她那个大地主父亲,还是父亲的女儿;可是她又向几千人做关于土改工作报告,鼓励他们去分土地,斗地主。在她的极具煽动性的报告下(我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大董哥哥多次说过,秋阿姨的报告最受欢迎,人们最爱听),又会有多少像闵爷爷那样的人倒了下去,她会不知道吗?依秋阿姨那样精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她还是去讲,去煽动,去报告……
　　我现在好像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时候,秋阿姨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两棵海棠树沉思;为什么那么多晚上,秋阿姨站在郝叔叔照片前面发呆。如果她自己都无法解开这个套,那么这个套只会越来越紧;既然没人能说得清,那么精明的秋阿姨也无能为力了,对她来说回头路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似乎找出了原因,尽管要我说,我是一点也说不出来。
　　我暗暗下决心,我无论如何要见秋阿姨一面,我要当面问她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个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悟出的那个念头,那个“特别规则”,我说不出它是什么,只是感到它确实存在。我想只要问秋阿姨,不用多说,就像我们两人平时那样,说几个字,讲半句话,对方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我的秋阿姨一定知道我想问什么,经过这几年,不要说我还是个伢子的时候,为她去老家,跑上海,现在在她最难的时候,也只有她的柳伢子还敢跑去给她送毛衣和发糕。后来还给她送了冬衣和肉松。我还在那件厚棉衣里面缝了一个口袋,放了一百块钱,但愿这两年够她买手纸和毛巾。秋阿姨知道是她的柳伢子给她做了这些,一定会告诉我那些我想知道的事情。
　　想好以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乐阿姨上次不是说过:你不找不会有人告诉你。我想我本来也不是秋阿姨的直系亲属,秋阿姨如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没人会通知我。我要想方设法去打听,我要死乞白赖地去求人,我本来就什么也不是,还怕什么。
　　
　　二十九
　　
　　工厂上班远不像前两年那么正常了,我很容易就请了一天假,乐阿姨家的电话早就给掐了,我骑上自行车直向她家奔去。她家也在西郊,比中凌哥哥的地方要近一点。我很容易就混进了院子,这里不像想象的那么严,我骑着车四处转悠,院子里面也和别的地方一样乱糟糟的,撕下的大字报没有人理会,落叶更是满院子飞舞,好像很久没人打扫过了。现在人们的心都扑向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又一个运动高潮,还有就是关心怎样能够保住自己和家人。我没有太费劲就找到了乐阿姨住的地方。可是人家说她已经搬走了,搬到后边一片二层楼房。我又骑车转了半天,找到了她住的地方,乐阿姨开门见到是我,竟然没有太惊讶,她好像是个饱经风霜的人,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本事,或是她知道我早晚会来找她。
　　“喝茶吗?”她笑盈盈地问道。我惊讶她现在还有这份闲情逸致,我已经很久不知茶味了。我生硬地点点头。对面三楼窗后的身影仿佛又在眼前出现。我端起小巧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很好喝,我又接着喝了几口。她看着笑道:“自己一个人从来不泡茶吧。”她说得我有点脸红。这个人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透。
　　我放下茶杯望着她:“乐阿姨,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又露出笑容,她的轻松微笑很让我恼火。你自己的爱人不是也关押了吗?你还那么高兴!她看出我的不痛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杨柳是个忠义之人,你的秋阿姨没有白疼你。”我没说话,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坐在我的对面,我耐着性子等她喝了两口,把茶杯放下。乐阿姨的面孔这才被一层严肃的神情笼罩。“先不要管你的秋阿姨,你知不知道小球球的情况?”
　　我差一点要蹦起来,怎么她也知道中凌哥哥家的事?“什么情况?”
　　她第一次不带笑意地对我说话:“小球球的爸爸要去干校了,这个大概你们工厂的人就不知道了。可是他的外公外婆也要下到地方去,可能没法带孩子。”中凌哥哥这两年根本不跟我联系,我哪里会知道。可是我又不大愿意让乐阿姨看出我在中凌哥哥眼里这么没地位,两厢矛盾,心头复杂,竟然半天没说出话来。乐阿姨可能看出来了。她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你也不要责怪郝中凌,他那么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后来他很感内疚。很多人做了以后又感内疚。”她说的这番话让我听得一头雾水。
　　“乐阿姨,自从纯呐姐姐去世,中凌哥哥和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我始终不知原因。你刚才说为了保护孩子,是指的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乐阿姨。
　　“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我想你的秋阿姨一定知道的。”她说这话等于没说,我又不是秋阿姨,而且我也见不到秋阿姨。
　　“我还是不明白。”我只有照实说了。
　　“如果你不知道就算了。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还是说说眼前的事吧。郝中凌的老丈人就住在我们这个大院。”我这才明白,怪不得她会知道中凌哥哥的事。“现在他们最犯愁的就是小球球没人带。”我没有吱声,如果是中凌哥哥来跟我说这些话,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凭什么要乐阿姨来说呢?我今天本来是为秋阿姨而来,可是到现在,竟然连一句话都还没有提及她。我心中对中凌哥哥不由地生出一股怨气,我继续保持沉默。乐阿姨也不再说话了,我们两人都把茶杯里的茶喝完了,尴尬地坐在那里。
　　“乐阿姨,你跟中凌哥哥挺熟的,是吗?”我张口问道。
　　“不是跟他熟,是跟他的丈母娘熟。这都是她告诉我的。”乐阿姨把茶杯放下。
　　原来如此。我不想拐弯抹角,开口说道:“中凌哥哥这两年没跟我联系,我不知道他需不需要我。他知道我工厂办公室的电话,他也可以到家里来找我,我现在就住在秋阿姨的单元里,可是他从来没有回来过。我今天找你,是为了秋阿姨,上次见到你,我才有机会给秋阿姨送东西,可是我并没有见到她,后来连东西也不能送了,人也不知去了哪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心里实在着急;说实在话,我谁也不认识,只好来找你。”
　　乐阿姨好像很高兴我说这番话。她终于用正常的声调对我说:“你现在更加不可能见到她了,东西也不能送。那里管得很严。”我没有插话,我不知“那里”是哪里。只希望她尽可能多说。“听说她身体不好,如果什么时候能送到外边就医,也许你还有机会见到她。”
　　我一听就紧张了:“到外边就医?那一定是生重病了,她现在身体怎么样,真的很差吗?”我多么想见到她,可是我又多么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见到她。
　　“我只是假设,现在根本不会让她出来的。你也不用着急,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等有任何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你们工厂现在还在上班,也真不简单。这边的人,没几个上班的。唉,听说都让到三线去,三线能盛得下那么多人吗?”她不知是在问谁,我想绝不是问我。我猜想会不会她也要去三线?
　　
　　“乐阿姨,你也会去三线吗?”我真的有点着急了,除了她,整个北京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问到秋阿姨的情况。
　　“不会,想让我去我还不去呢。”她嫣然一笑,露出一脸的狡猾和得意。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她怎么还有这个本事,当然我更加不知道,她怎么能做到让去而又不去。
　　那天我怏怏不乐地骑车回家,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一个人在家给自己煮了碗面条,无精打采地拌着芝麻酱,我木然地在碗里顺时针地搅着,那渐渐成型、变细的芝麻酱好像一片黄色的微型沙漠,看着看着,乐阿姨的一些话突然从那个沙漠漩涡里冒了出来:她话中有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什么叫“不要责怪郝中凌”?他做了什么“是为了保护孩子”?什么是“不知道就算了”?什么是“已经过去了”?数不清的问号在脑中盘旋。那碗面我只吃了一半,就被这许多念头噎住了。我知道下一步我应该做什么——去找中凌哥哥。
　　
　　三十
　　
　　还没等我去找中凌哥哥,他就敲着门进屋了。一定是我的抱怨经乐阿姨的口传到了他的耳里;不过我也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如果没事,他会在乎我的抱怨吗?会来找我吗?
　　“稀客,请坐。”我没有表示一点惊讶或是欢迎。他脸上的一丝尴尬一闪就过去了。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以为你搬工厂去了。”他看了看四周。
　　“我是搬到工厂,后来曹阿姨走了,我怕秋阿姨哪天回来家里没人,又回来住了。”我注意着中凌哥哥的表情,许久不见,他的气色大不如前,现在恐怕没人会说他帅了,我的心软下来,又细声地问道:“中凌哥哥,你吃晚饭了吗?”
　　“没吃,无所谓,吃不吃饭。”他好像心不在焉,很烦我提吃饭这个最不重要的事。
　　“你知不知道秋阿姨在哪儿,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忍不住开口就问。
　　“不知道。反正关着呢。地下党有几个没关进去!”他没好气地说。
　　我真想开口问他:“你有什么事没让我知道吗?”我没说,我又问道:“小球球还好吧?”
　　“嗯,好!”他生硬地回答。我听出来了,一定不好。
　　“听乐阿姨说,你可能要去干校,什么时候走?”
　　“你怎么认识她?”中凌哥哥转头问我。
　　“早在我妈妈家时,她住我们对面。”我又想起那个三楼窗户后面晃荡的人影。“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走,到湖北,不知要走多久。我还不知道该把小球球放到哪儿呢。”中凌哥哥终于说出来了。
　　“他外公外婆不是一直在照看他吗?”我问道。
　　“他们也要走。我们还不是到一个地方,他们去陕西。”中凌哥哥说完咬着嘴唇。
　　“要是曹阿姨在就好了,现在白天家里没人,我,我还得上班。”我低着头说,心想,如果秋阿姨在家,她一定会高兴把小球球留下,孩子会给她带来多少欢乐。可惜这些都是梦想,是空话。
　　中凌哥哥坐了下来,摆出那个架势,好像真的要和我讨论重大问题。“你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任何别的办法!”
　　我抬头望着他,自从二十年前,他跟我学初小课本以后,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眼睛直视着我,那么认真地跟我谈话。我好像被他的真诚和他的迫切感动了,也坐到了桌前。我的主意一下子就上来了。“办法不是没有,看你愿意不愿意。”
　　“什么办法?”他的眼睛闪着光芒,就像照片里面郝叔叔的眼睛一样。
　　“不要以为我们是工厂就保险,我们也涉及军工产品,到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出现,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小球球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那里不会太受运动的影响,让孩子在那里待几年,情况总会变化的,不会总是这样。”我边说边在心里盘算着。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不受运动影响?你说清楚点儿。现在这个国家,这块土地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还有不受运动影响的地方吗?”中凌哥哥有点歇斯底里了。
　　“送到乡下去!”我说道。
　　“乡下?像我小时候一样,当个大文盲?”中凌哥哥几乎叫了起来。
　　“你不是文盲,你是留苏生。再说现在和你小时候也不一样。”我一板一眼地说着。
　　“你不是不知道,我爷爷早去世了,那个老家根本没什么人,送给谁去?”中凌哥哥有点恼火,我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
　　“没说送到你们老家,我是说另外的人。”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警惕地望着我。“我说的是老王叔叔。那个司机老王。你那年回来时,他转业前还特意来北京看望大家。”
　　“那是十年前的事,现在提他有什么用,谁还记得你。”中凌哥哥不以为然地说。
　　“不,这个世界就有人会记得秋阿姨;因为秋阿姨,也会记得我们。”中凌哥哥终于安静下来,我也就娓娓道来。“老王叔叔的女儿前两年来过一次,她费了很大劲找到这里。她在山东一所学校教书,大串联的时候来的。她说过,让秋阿姨到他们那儿去。他们那里说起来是老区,可是这些年比哪儿都落后,连运动都落后。到他们那儿待一、两年都没问题。”
　　中凌哥哥摇着头,用一种憎恨的口吻说道:“我小时候放在乡下就给耽误了,现在我的中文底子还是比别人差;我可不要我的儿子再走我的路。”他说完站起身来就向门口走去。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脱口大声说道:“你为什么这么久不回家?”
　　他停在门口,右手还握着把手:“妈妈不在家,我回来干什么。”
　　“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说着眼泪涌了上来。
　　他慢慢转过身,望着我:“对不起,我忘记你的电话号码了。”
　　我那么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的眼泪,“我又写过,在你家门边的挂历上。”
　　“是吗?大概翻篇翻没了。”他低下头,“我得回去了,再见。”门在他身后关上。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三十一
　　
　　中凌哥哥那么不把我放在眼里,着实让我伤心了好几天。我更恨我自己,如果一点都不在乎他该多好。回想我给中凌哥哥提的建议,也是临时兴起的念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小球球送到山里去。金雁当初说的是秋阿姨,如果秋阿姨在北京待不下了,到他们那儿去躲一躲,我不知道如果把个孩子送到那儿,行吗?我又想,我用得着管小球球吗?需要我的时候就来了,转身连个影子都不见。可是,跟秋阿姨最后那次见面,她戳着我的脑壳说“这儿还有一个姑姑”的话又浮现出来,让我左右为难。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竟是中凌哥哥和小球球,我总有两年没见这个小家伙了,自从搬出了那个院子,他就没有来过,是什么风把他们吹来了?天哪,他还带了件行李,这是要干什么?
　　小球球好像有点认生,不像以前那样向我扑过来,而是拉着他爸爸的手不放。我见他,也有种陌生感,毕竟我印象中的他,是那个矮得多,一脸淘气的小家伙。唉,说起来是一家人,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尽管住在一个城市,却像隔着大海;说是只有两年,可是好像又隔了两个世纪。中凌哥哥坐下,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有个孩子会这么麻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小球球知道是在说他,只是不懂说什么,他不安地看看爸爸,又看看我。
　　“何必怪孩子,他又没有过错。”我同情地望了望孩子,只见他一副无精打采的可怜样,两年前的那股神采奕奕和无忧无虑早已不知去向。我把他拉过来,他紧紧地倚着我。
　　“我们后天就要开拔,家属一律不让带。”他停了一下又说:“纯呐的父母明天就走。”中凌哥哥说得再简洁不过。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别的人了,真的没有了。”他说得很苦楚,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声调说过话,特别是对我,让人听了心寒。
　　“你同意那个方案了?”我轻声问道。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同意不同意也是它了。只是我来不及送他去,再说,也不想让单位知道把他送到哪儿了。”中凌哥哥看着我说道:“我还想保留一个火种。”
　　我明白,这件事本是我提出来的,好像也只好由我去完成。我让他放下东西,把小球球先带回去。我说明天我去请假,买火车票,晚上你送他过来。
　　我真的把小球球送到了金雁家,一路的辛苦和颠簸就别提了,真比上次跟四舅去老家要艰难得太多。上次是四舅带我这个小伢子,可是这次,是我,带个更小的伢子。再加上因为路途不熟,心中又惦记着太多的人,秋阿姨,中凌哥哥,甚至早已不在人间的纯呐姐姐,他们都像是在一路伴我行。等见到了老王叔叔,我忍不住趴在他的肩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小球球见我哭,也放开喉咙大哭。老王叔叔用袖子擦着眼泪,他已完全像个老汉,含糊不清地絮叨着:“还不就是为了几十年前她男人被捕、被杀的事!本来就是一件伤心事,还要强加罪名,这大官当得也没意思,连自己,连儿子孙子都保不了。”
　　金雁打断了他,生怕我在意。我说:“老王叔叔说的全对,如果这个世道颠倒了,秋阿姨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活路。”我把中凌哥哥准备的五百块钱交给老王叔叔,老王叔叔推了半天,说他在社里修农机,不缺钱。我不肯,最后他留下了,说是用来买粮食。我临走时,对金雁说,无论如何让小球球念书,这是他爸爸唯一的嘱咐。哪怕单独请人教。
　　金雁说:“柳杨,别忘了,我自己就是小学老师。”那双带笑意的眼睛充满了自信。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心中五味杂陈,交织着温馨和苦涩,一丝担心压过一阵放心,又感庆幸又觉不幸,充满感激却又深感愧意。我面对小球球,觉得有无数话要对他讲,却说不出半个字。那个六岁的小人儿,懂事地望着我,这几年里,他先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奶奶,最后失去了父亲,我这个不亲又无故的姑姑,也要离他而去,他都懂,那对过早饱经风霜的眼睛让我们都不敢多看。可是他却清楚地对我说:“姑姑,你早点来接我。”我点点头。
　　我走了,我不知道早点会有多早,那是由我决定的吗?我心中突然生出愤懑,我的眼睛像是要冒出火星,我想问秋阿姨:“这就是你用郝叔叔性命换来的胜利吗?”
　　 都走了,连自信不会走的乐阿姨也要走了,临走前说要见我一面。我不知道她要对我说什么,每次见面,我既想她多说点,又怕她说出我不想知道的事。这次没有,她只是说想看看我,这次到三线,不知何年何月能回来。我问她有任何秋阿姨的消息吗?她说不要抱幻想,一、两年不会解决的,看看三、五年能不能啦。我听了倒抽了口冷气,我的秋阿姨还等得了那么久吗?我真不知道乐阿姨走后,还会有谁给我传递消息。
　　我们工厂没有停工,仍然留在北京,而不像那些中央机关和大学,去干校、下三线,也不像年轻一代,闹腾够了,给戴上顶高帽子“上山下乡”,统统给赶出了城。我们还留在城里,住在自己的屋檐下,大家知福也惜福,干活比前两年认真多了。再说,革命已经革到第四个年头,没有多少人有那么长的耐性,就连那些火线入党的人,入了以后,也疲沓下来了。我有点后悔,也许应该把小球球留在北京,留在我身边。这里的小学也复课了,虽说上课只教毛主席语录,但那也是认字啊。我跟乐阿姨说后,她让我打消这个念头。她说:“下面不知还有什么新花招呢,你用自个儿的脑子来推测那些天之骄子们,只有入地狱的分儿。”
　　我问那你怎么分析呢?她又露出了她特有的笑容说道:“你就专门拣那最不可能的来想,准对;挑那最不可能走的道走,准没错;就像看报一样,它说什么,就往相反的去猜!”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你真的这么认为?”
　　“不是我认为,是越来越多的人悟出来的。好啦,你这个小柳子,还像个孩子。要是都像你,这个世界该多好。”这是乐阿姨给我的最后评价。我知道,她口中说我像个孩子,心里一定说我像个傻子。我往日对她的不满和疑惑,渐渐淡漠了。我对她说,回北京一定来找我。
　　
　　三十二
　　
　　当熟悉的人都离开了你,你就像生活在一个真空地带,或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周围人的忙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心中的隐秘,也没有任何人会分享、会关心。那段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唯一可盼望的电话来自金叔叔——秋阿姨的司机,他说过,有情况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放弃这个微弱的希望,如果连一点微小的愿望都没有,人活着还不如死去。我总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去等待,去盼望,好让自己不会那么轻易被扼杀。现在我等待的是金叔叔的电话;我盼望的是要见秋阿姨一面,我有很多问题要问她:中凌哥哥的怪异行径;她和郝叔叔的生生死死;她和妈妈那种令人不解的互动;还有就是遥远老家的那群折磨了我许多年的细伢子……
　　在那最黑暗的日子里,上苍不忍亿万中国百姓堕入地狱,天外透进了一线光亮。
　　厂里把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集中到大饭堂,宣告了那个手举红书、口喊万岁的副统帅逃跑又摔死,就在此刻,我看见了一线光亮从天边划开了一道裂缝。当许多人还在震惊,在胆战时,我这个笨丫头,我这个傻姑娘,却从凡人的思维上滑走了,滑到了我自己的跑道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天衣有缝啦,还等什么?我不再坐等金叔叔的电话,我跑到那个我曾经去过的司机班,找到了金叔叔。他说现在还什么没听说呢,别乐观太早。
　　我说:“还早?我等了快五年,你帮我反映,就说我是她的养女,要见她。”
　　金叔叔唠叨着,“亲女儿还不让见呢,养女靠边站吧。”
　　我说:“就因为养女才不一般,既代表家属,又代表群众。”
　　金叔叔说我胡搅蛮缠,我说你不试一试就说不成,以后秋阿姨出来,不要你给她当司机了。金叔叔拗不过我,答应去问一问。没想到,隔了两天,我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让我去一个医院。我又高兴,又害怕。为什么是医院?
　　在那间单人病房,我见到了我的秋阿姨,我日日夜夜思念的秋阿姨,可怜的她好像变小了,躺在床上缩成一团,和往日那个挺着胸、仰着头的大首长判若两人。我进去的时候,她闭着眼睛,好像在睡觉。我没敢出一点声音,悄悄坐在旁边,心痛地望着她。突然,她睁开了眼睛,吓了我一跳,她看了我半天,好像有点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在这儿?
　　我悄声说道:“秋阿姨,是我,你的柳伢子。”我的声音有点颤抖,但是十分清楚。
　　“柳伢子啊,你还在北京?我以为所有人都走了呢。”秋阿姨说着话,把手伸出来,我知道她想摸我的头,像以往那样,可是那只枯槁的手竟抬不起来。我把头埋在她手臂里,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莫哭,这个柳伢子就是好哭。好了,告诉我外边的事吧,我在世外桃源过了这么多年,不知人间是何年何月了。”
　　我擦干了眼泪,一一告诉她这些年发生的事。大的从副统帅的逃跑讲起,小的到中凌哥哥去干校了,小球球让我们送到老王叔叔那个山沟里。我还讲到我住在她的小单元。秋阿姨有点奇怪,问我不是搬到工厂住了吗?我说曹阿姨走后,我怕她哪天回来家里没人,就回来住了,这么多年,也没人撵我。秋阿姨笑了:“这么说来,我还有个窝。”
　　我忙问:“你可以回家吗?回家我能好好照顾你,在医院吃饭也吃不好。”
　　秋阿姨摇摇头:“怎么可以回家,想得天真。在这里也待不长。这些天你下班就来,有些事我该让你知道。”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我心中不知该感激谁。秋阿姨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都以为她没有任何亲属在北京,恰好那个时候我要金叔叔去打听秋阿姨,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我这个人,就被允许每天晚上来陪她。
　　
　　那些天不到下班我就骑车飞快地赶回家,我给秋阿姨熬小米粥,放进小暖瓶,再往医院赶。路上我还会买点吃的东西。那些秋阿姨爱吃、这些年又从没吃过的,像卤猪肝、糖油饼、辣萝卜干。秋阿姨对吃不大在乎,可是她在尽力吃东西,我知道她是在恢复元气,她需要有力气,她有话要对我讲。看着虚弱的她,我告诫自己,什么也不要问,一切等她好起来。
　　那是第四个夜晚,秋阿姨吃完了我给她炖的软和和的肉末青菜粥,说不要再做任何东西了,她大概也该回去了。她望着窗外,轻声问我:“柳伢子,现在是冬天了吧,下雪了吗?北京很少下雪,只是干冷。你要记住,冬天以后就是春天,在严冬的日子里,心里要想得到春暖花开。”我知道秋阿姨终于要开口了。我把椅子挪近床边。
　　“我知道你在心里,怨中凌哥哥,也怨我。我不想跟你做任何解释,好多事是没有原因,只有结果;另一些事,有原因,又没有结果。世界是奇怪的,森林里的树为了生存就往高长,野兔为了生存就学会快跑。人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要苛求他们,不要用常规的哲理来衡量他们。包括你的乐阿姨,她是在新、旧社会都得察言观色的人。另外,你要记住,在某种特殊的生活中,那些常规的一套早就被抛弃,一种全新的概念和法规在起作用。这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只有那些经受过火与水的洗礼、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的人,才能潜入这个系统,又接受它的制约,最后会形成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是战无不胜的,所向无敌的。”
　　秋阿姨的话我不全懂,不过我的头脑中一下子就冒出了那个“特别规则”,几年前,当我一个人陷于绝境时,我曾经假想过,秋阿姨有她一套“特别规则”,她惧怕它,又遵从它,直到生命尽头。这好像和秋阿姨刚才讲的搭得上一点边。秋阿姨的声音轻了下去,我没有惊动她,给她把毯子盖好,悄悄趴在床边,闭上了眼睛。
　　“不能怪中凌——”秋阿姨的声音又响起,很轻,很弱:“纯呐突然走了,他害怕,怕孤单,怕自己带不大孩子。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最容易攻破的。”她的声音停了,我没有动,更没有出声。“他们要他揭发,他能不写吗?写什么都一样,揭发妈妈和揭发同志都一样。妈妈本来就是死老虎了,再多两个证据也无足轻重。所以我说,不要怪中凌,他不得不那么做,他必须那么做。你以后不要跟他提这件事,他说你也当作不知道。如果他要问妈妈怎么说,就说妈妈理解,妈妈不怪他。”声音消失了,在夜空中,也在我恍惚的心里。
　　我眼皮睁不开,我好像睡着了,独自在黑沉沉的野地上走着,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声音。不,又有声音了,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又轻又弱的声音。
　　“你妈妈头脑太简单,以为说‘掩护’就能救她,她哪里知道,那是一次大失败,整个地下组织被破获,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如果说是掩护,为什么只救出一个人?其他人呢?跟你要人,你怎么交代?连我都没法交代。没人相信你,只有当烈士最光荣,也最安全。可是,人人去当烈士,谁继续革命啊!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不仅要承担革命重任,还要忍受同志的不信任,组织永不停歇的审查,真比他们做先烈的要难得多。不要以为我给她写个证明材料就能为她解脱,那是又一层紧箍咒,两个同受审查的人,还有什么资格互相证明,在那个火候上,少沾一点还少一分罪名。这是许多人不了解,也想不通的。”
　　寂静笼罩着四周,也摄住了我的心。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秋阿姨的这番话,我感到仿佛走在空旷的荒郊,四周静得如同进了坟墓。可是在墓穴的尽头,那个声音又轻轻响起:“还有你的闵爷爷,他的阴魂不散,他不会走开,你再回到那个地方,一定能找到他的魂灵,也许在老宅,也许在旷野,也许就在戏台前。因为我没有回去,没有跟他交代清楚,我走了这么几十年是为什么,又去干了什么,他还在等我回去跟他说清楚。”我感到阵阵寒气逼人,仿佛那个躺在地上吃糯米团子的闵爷爷,此时跋涉千里游荡到这间病房来和我们相聚了。“我们向往的神圣目标,和我们做过的事情,和我们得到的东西,有多少是一致的,或者仅仅是貌似相符的;又有多少是背道而驰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秋阿姨的声音好像比初始要大、要清楚了。如果前面是梦中呓语,那么现在开始就是她真正的内心独白了。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走了几十年的路。只能走到底了。这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原因,也是我们不可救药的悲剧。莫怪我,那些细伢子,我不能回去,可是天天又想着他们。他们有什么罪过?”沉默又一次降临,我突然发现秋阿姨睁着眼睛,她双目射向黑暗。我情不自禁地向前探着身子,秋阿姨一把抓住我的手:“记住,有几件事情。早晚去一趟老家,看看那些细伢子;我不知道让不让保存我的骨灰,如果可以保存的话,一半撒在老家,一半撒到黄浦江里;还有,不要嫌弃中凌哥哥,他心里对你不坏。”
　　“我都记住了。秋阿姨,等你身体好一些,我就去把小球球接回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秋阿姨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容,她没有再开过口,她累了。我给她盖好毯子,悄悄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打盹。第二天清晨,我被护士推醒,秋阿姨已经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释放了淤积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压,留下了她最后的心愿。她走了。没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五年是怎样度过的,那天晚上,她有太多重要的话想留给世界,没有点滴时间留给自己。
　　在我拿出一百块钱买了一个骨灰盒后,火葬场破例让我带回了秋阿姨的骨灰——她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划过一道光亮的证据,我把它藏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和郝叔叔的照片锁在一起。
　　
　　三十三
　　
　　我把小球球接回来了,遵照我对秋阿姨许下的诺言,只是现在不是三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过。严冬是过去了,却还没有春暖花开。老王叔叔的女儿金雁,果真没有失言,她没管学校怎么上课,硬是按老教材把小球球教到了三年级程度。小球球回来后,我就近给他找了个学校上学,好在去干校时户口都没有外迁,小球球的成绩在他们班一直名列前茅。
　　一年后,中凌哥哥也回来了。他没有把小球球接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带这个上学的儿子。小球球这两年也跟我跟惯了,他继续在这里上学。星期天中凌哥哥会来看儿子,有时带他出去玩,带着去看外公外婆——他们随着潮流也回来了。不过更多的时候,中凌哥哥就在家待一整天。后来他周六晚上就回来,他和小球球睡在秋阿姨的那间大屋,我仍然睡在我的小房间。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时,都会想起这个家的真正主人;她把我们连在一起,自己却匆匆走了。现在每当想起来,我还会后悔不已,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她走得那么快,多少该问的没问,该说的没说,又有多少该做的事没做。中凌哥哥更是又自怨,又后悔,他没来得及回来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终身不可挽回的遗憾。我一再说,没有人想到,她会那么快就走掉。我心中却暗暗在思量,是不是那个晚上,她讲话讲得太多了?其实她总共没有说多少话,不过,那句句都是要她命的话,她是在回顾一生中不可言及的那一页,经历了掀开隐秘的内心创伤之后的撕裂之痛,这给了她致命一击。这就是第二天她竟然没有起来的原因。
　　中凌哥哥问到秋阿姨最后在医院的情况,问她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全对他说,只提到关于老家和细伢子的事。中凌哥哥这才知道,我曾经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被妈妈委派了重任。他对我刮目相待,要我一次又一次地讲那次冒险经历,要我讲清每一个细节,他后来说道:“我知道为什么妈妈会那么信任你,你比她的儿子,不,比任何人都做得好。”
　　我急忙辩解:“那个时候你不在身边;再说,这种事,不要自家人去更好。”
　　
　　有次他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去那里?”
　　“去哪里?”我问他。
　　“老家,去看那些细伢子。”那些从未谋面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成天盘旋在他的脑海里。
　　“早了点吧,再等等。”我真真切切地感到现在不是时候。
　　中凌哥哥很不耐烦,“你在那个时候就能去闯虎口,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去?”
　　“秋阿姨不是只让我们去看看,是让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现在,你说,你能做什么?不给他们带更多的麻烦就不错啦。不要忘了,秋阿姨是戴着‘叛徒’帽子走的。”
　　中凌哥哥好像习惯把这里当做家了。我还叫他中凌哥哥,小球球叫我姑姑。我们像兄妹一样相处。好像都在等着天明,等着秋阿姨说的春暖花开的日子到来。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大革命”好像结束了,可是天空还是阴雨连连,我们还不敢动,直到一九七八年,秋阿姨的案子才翻了过来。在追悼会上,来了那么多的人,我想,前些年,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也许有的是同命运,但也不尽然。我从心里感激老王叔叔,他和金雁一起来参加了追悼会,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我和中凌哥哥却没有掉眼泪,也没有表现出多么大欢欣,迟来的公正换不回来秋阿姨的性命,我是多么希望此时开的不是追悼会,而是平反会,是复出的任命会,秋阿姨一定会再次走上讲台,作个让人振奋的报告。不管什么报告,里面肯定是经过思考和有选择的内容,是让闵爷爷也能点头的东西,不然重新活一遍又有什么意义!
　　我和中凌哥哥终于开始筹划南下之行,这次旅行我们已经苦苦等了五年。可惜在具体行动时,我发现我既不知道二姑的名字,也不知道细伢子的名字;甚至连他们现在是否健在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是男是女,多大岁数,有没有家,又有几个孩子;我们该去找谁……一无所知让我们又恼又急,两个人请假跑那么远,不该没有任何具体目标,我们起码应该稍稍知道一点情况。就在我们两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敲响了我的家门。
　　我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他衣着破旧,神情不安,惶惑又有些焦虑。他颤颤悠悠地吐出了几个字,勉强可以分辨出:“郝,郝中凌住在这儿吗?”
　　“在,我就是。”中凌哥哥听到了,走到门口。
　　那个人伸出了一双手,想握又有点不敢握地缩回到胸前:“你就是郝中凌?”他仔细看着,好像在分辨什么,“你是闵惠秋——噢,是秋闵的儿子?”他说出秋阿姨以前的名字,我一下就明白了,连忙把他让了进来。
　　“你是谁?”我关上门就问道,“你是从老家来的吧?”
　　来人有点吃惊,但是他点点头。
　　“你是大爷的儿子,还是二爷的儿子?”我问了一个让中凌哥哥目瞪口呆的问题,却让那个从进门就不知所措的人眉头展开了。
　　“你,你就是柳伢子?”他看到我点点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要给你磕头啊,你知不知道,你救了多少人?”我连忙挡住了他,我怎么能让一个大男人给我磕头,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你还没告诉我们,你是——”中凌已经把他扶到餐桌前。
　　“我是你二舅的儿子,我叫闵童。我该叫你表哥。”那人说着还在擦眼泪。
　　中凌哥哥望着我,只见我正得意地向他频频点头。
　　远方来客是秋阿姨弟弟,那个二爷的小儿子。那些尚存的细伢子从报纸上看到给秋阿姨开了追悼会,决定让他们当中最年轻,也上过几天学的小弟来北京找郝中凌,这个名字也是从报上看到的。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秋阿姨的事情,也想让中凌知道,他还有一堆表亲在老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惦记着他呢。
　　“我们也想找你,”闵童对我说:“我们不知道你的名字,只知道二姑叫你柳伢子。当年是你半夜冒死偷偷给爷爷送去的糯米团子,帮他上了西天,让他少受了多少罪。你留下的那些钱,二姑慢慢地、偷偷地给我们,又解了我们多少难。我们每个人都想见你,还有中凌,他们让我来,请你们回老家去看看。”闵童说着还不断地擦眼泪。当他知道我们一直打算去,只是不知道该找谁,一下子变得高兴起来:“找我,我现在在供销社工作,我会算账,他们才让我去干那个差事。你们什么时候去?哥哥姐姐都会高兴坏的!”
　　我问他这些年怎么过的,他不愿意说,支支吾吾地说等回去让大姐给你们说吧,早说了把你们吓着了。我和中凌哥哥相互对望,不敢再多问。那个晚上,闵童就睡在中凌的房间,中凌回单位去了,小球球高兴地要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表叔一起睡。他为又多了四个表叔表婶,和许多表兄弟兴奋得不行。因为正是开学期间,我们不打算带他去,他外婆答应来帮几天忙,我和中凌在闵童走后三天就出发了。
　　
　　三十四
　　
　　我又踏上了那条返乡之路。在和四舅同行二十多年后,我和闵爷爷最疼爱的细妹子的儿子一起回去了。我们带着秋阿姨的一半骨灰,和她早早就为细伢子准备的那笔钱;当然我带回去的最重要的,是她的那颗思念亡父和忏悔的心。中凌哥哥一路无话,他思绪繁杂,心情沉重,我没有打扰他。我那时想的是,如果秋阿姨还活着,她会自己回去吗?大概不会。
　　我们见到了所有活下来的人:大爷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二爷的女儿和闵童,还有他们不多的晚辈。闵童给我们一一介绍,本该是四十来岁的人,都像五十多岁;尤其大爷的女儿,她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她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二爷的女儿好像总在发呆,闵童悄悄告诉我,他姐姐早年有病,这些年见好,就是不让提爷爷,小时候爷爷最疼她。
　　大爷的儿子也是一副老相。他对中凌说,本来还有个细妹子,长得最好,没活下来。他也不肯说她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过来对我抱起双拳连拜三下,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他说的和闵童一样,说我让爷爷少受多少罪,我也为他们留下了救命钱,更重要的是,我让他们知道了,那个身不由己的细姑还惦记着他们,还惦记着爷爷。这个信念这么多年来支撑着他们,他们相信,总有一天,细姑会来看望他们,会来祭奠爷爷。
　　我问他们,闵爷爷的尸体当年如何处理,闵童说扔在后山沟里啦。还有,他的父亲,大伯和四舅,全在下边,那是个又深又险的窄沟,几辈人都没见下去过的。那是最好的坟场。
　　第二天一早,我和中凌哥哥,闵童和他的姐姐哥哥及小一辈们,一起来到了荒芜的后山。我看见了那条又窄又深的山沟,没有路可以走下去,陡峭的山壁长满了杂树和荒草,连羊都不来这里吃草。我们站在沟沿上,听着下边的风声,想象那里有无数阴魂在晃动。破棚子里的闵爷爷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至今不知我当初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尽管他们都说我是帮闵爷爷脱离了苦海,连秋阿姨都那么说;可是毕竟是我亲手送一个老人去的西天,它成了我此生最大的梦呓,终生的愧疚。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这里,站在他的魂灵徘徊的地方,我真的像是又看见他啦。“你还记得我吗?给你带来糯米团子,帮你解开裤带结子的那个小伢子——”我忍不住张开喉咙大声地对着沟壑喊道:“闵爷爷——我来看你啦,中凌来看你啦——”我那撕裂的声音被怪异的沟壑吞没,留下的是悚人的寂静。
　　突然,“爷爷——”、“爹爹——”的喊声,从那几个胆怯了一世的细伢子口里蹦了出来。此起彼伏,此长彼短,声声似哭,句句如泣。沟壑应接不暇,却也发出了阵阵回声。不似回声却又是下边传上来的声音,把闵童的姐姐吓着了,她歇斯底里地喊道:“爷爷来了,爷爷来了!”就在一刹那,一阵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怪风,徐徐地把我们的衣服吹得掀起,我连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秋阿姨的骨灰盒,向中凌哥哥望去。他接了过去,打开那个盛着一半骨灰的骨灰盒盖,向下倾斜,骨灰粗粗的颗粒——秋阿姨的血肉之躯,被那阵怪风打着转带到了沟壑里,几个细伢子一起高声喊着:“细姑,慢走!细姑,走好!和爷爷、爹爹好好过——”我把那个空骨灰盒紧紧地抱在怀里,早已泪流满面。回头看中凌哥哥,他已经泣不成声。
　　
　　我们给细伢子留下了秋阿姨十年前为他们准备的三千块钱,当然我们也留下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人的温情,和当地很看重的人脉关系。各级领导都知道了这个当年的闵家细妹子,她那留学的儿子回来过了,他们也知道细妹子是被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她的追悼会规格很高,报纸上给细妹子的评价也很好。她是人民的好女儿,好妹子。
　　一九七九年,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摘帽,全国被摘帽的达千万人之众。据说,同时在台湾、韩国和日本,进行了和平土改,那里没死一个人。至于在中国,和闵爷爷同命运的究竟有多少人,有说四百万,有说上千万。我没有勇气去追究。
　　闵童代表几个兄弟姐妹给我们来了封信。他感谢我们的返乡之行,了却了他们三十年的心愿。他也感谢党的平反政策,给了他们新的生活。我在这封信的背后,从大姐那压抑和悲怆的哭声中,从大哥那双失神又茫然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他们本该向他们的细姑提出的问题:在你解放了千百万人的同时,为何又把千百万人打翻在地,达三十年之久?以秋阿姨的精明,加上她那宽厚仁慈的胸怀,她不会早早地自问吗?这大概就是她终生挣扎痛苦的原因。
　　我和中凌哥哥在那个夏天,带着小球球一起去了黄浦江畔,想找当年曾经乘坐过的那种摄人心魄的民船,却再也看不到。那个傍晚,我们沿江徘徊,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骨灰盒里剩下的另一半撒到了江里。滔滔的江水一下就淹没了那轻轻的一小钵,它似乎是在给我们演示,人的生命微不足道,随时会被时代鲸吞。
　　中凌哥哥小声说道:“妈妈又和爸爸在一起了。”我好像看见英俊潇洒的郝叔叔,从江底升起,正张开有力的臂膀,把徐徐落入江中的秋阿姨拥入怀中,他们一起向大海游去。
　　回来以后,中凌哥哥对我说:“你喊了二十多年中凌哥哥不嫌烦吗?我都听腻了。”他不久就搬回家住了。小球球睡到了我的小房间,他说:“喊妈妈比喊姑姑顺口多了。”我和小球球相处了这么多年,有点像早年我和秋阿姨的关系,我们早已互认母子了。
　　我们工厂的人,吃着喜糖纷纷发话:“柳工,早该如此,还用得着耗这么多年!”
　　郝叔叔的照片又挂在客厅正中墙上,早年秋阿姨和我及中凌一起照的那张照片,让我放大了挂在对面。我看着照片上的秋阿姨,她好像正笑嘻嘻地对我说:“柳伢子,你秋阿姨早说过吧,丑丫头也能找到俊女婿。”
　　其实中凌早不像当年那么俊了,我对他说后,他回嘴:“你也不像当年那么丑了。”
　　我笑着答道:“你忘了,老王叔叔说过,女大十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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